文／孫超群（The Glocal研究員）
我想去哈薩克，因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2月8日，一支在 Twiiter 掀起熱議影片中，神情慌張的中國藉哈薩克裔男子——沙曼（Qalymbek Shahman）——在烏茲別克機場割喉求救，拒絕被遣返回中國。據悉，沙曼為逃避中國逮捕，輾轉來到烏國尋求庇護，惟鳥茲別克當局受到命令，要把身在該國的沙曼引渡回中國。
「當我在新疆的時候，每隔50到100米就被檢查身份證...讓我非常焦慮，我不能待在那裡了。」逃亡碰壁之下，沙曼只好求死明志。據烏茲別克外交部證實，沙曼已前往泰國曼谷接受治療，並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但實際上，他現身處何方，依然不得而知。
中國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打壓並非新鮮事。在高舉反恐旗幟、打擊「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下，去年中國被外媒發現在新疆興建不少「集中營」，把少數民族關進去接受黨與漢化教育。最初中國政府矢口否認，後來卻改口稱這些地方是「再教育營」，進去的人只是在接受「職業訓練」。但不少媒體齊聲譴責，認為中國正在打壓少數民族的人權。
這樣的例子豈只有沙曼？2018年的「薩吾提拜案」（Sayragul Sauytbay）也同樣轟動。曾在「再教育營」工作的中國藉哈薩克裔女子薩吾提拜，去年從中國用假護照逃往哈薩克，並揭發中國政府在「再教育營」裡如何欺壓少數民族。雖然，中國當局未能成功要求哈薩克政府將她遣返，但因中國壓力，哈薩克亦拒絕給予薩吾提拜庇護身份，令她成為「無主孤魂」。
但最近種種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中國政府不只針對維吾爾族或穆斯林，同時也針對哈薩克族與吉爾吉斯族，他們都是在中國境內為數較多的突厥語系穆斯林。這其中有兩點很明顯的現象：
第一，哈薩克與吉爾吉斯政府在整件事上默不作聲，而群眾卻對新疆的情況表示憐憫與憤怒；第二，身為「突厥大哥」的土耳其，近日突如其來為「突厥同胞」維吾爾族開腔，譴責中國對他們的打壓。這些與維吾爾族有歷史與血緣淵源的國家與群眾，對新疆「再教育營」的不同反應，更顯示了彼此之間的矛盾，令人玩味。
▌中亞民眾的怒吼：「恐中症」一觸即發
近年在中亞，反對中國的群眾示威浪潮頻頻出現。較受矚目的，就是今年1月，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爆發的大規模示威，其動機與訴求不一而足，除了圍繞著要求政府限制中國在該國的活動（如限制中國人的工作許可）、要求政府增加與中國簽訂債務協議的透明度等，亦對中國在新疆的嚴厲監控及打壓政策感到憤怒。
至於哈薩克方面，2016年哈薩克政府宣布允許外國人租賃該國土地，令民眾擔心中國將大規模「侵佔」家園，結果釀成大型示威。同時，上述的薩吾提拜案，亦令民眾對沉默的政府與中國感到不滿。
由此，中國對新疆的高壓政策，漸漸成為了中亞民眾「恐中症」的眾多理由之一。但這兩國群眾為何會對鄰近的新疆人權狀況如此擔憂呢？
新疆除了有四成半人口是維吾爾族，其實在境內也有146萬哈薩克族，與較少的18萬吉爾吉斯族（中國稱其為柯爾克孜族，亦是對吉國境外吉爾吉斯人的習慣稱呼）。在新疆北部和西部也已經為兩族設下了自治州份，分別是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所以，不少與與吉哈兩國民族同源同宗的同胞住在這異國境內。
自從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從昔日的共產主義走向民族主義，其中一個政策就是吸納海外僑民回國，以增加自身民族的比例。1991年後，哈薩克推行「回歸計劃」（Oralman program），鼓勵海外哈薩克族返國發展。截止2015年，已有近100萬海外哈薩克族返回哈國，最大來源是烏茲別克，佔其中61.5%，其次就是中國，佔近15%；至於吉爾吉斯，政府在2008年也推出了類近的「回歸計劃」（Kairylman program）。據政府資料，返國僑民人數比哈國少，至上月只有約 1.3萬人回國。
無論如何，這些政策或多或少都連結了兩地的親屬網絡。問題關鍵在此：當中有一些回歸的哈吉兩族人是來自中國，返回中亞後仍有與中國當地親屬聯繫。然而，有些回中國探親的人、或是其在中國當地的親屬卻莫名「被消失」，傳言他們或被關入新疆的「再教育營」，至此失去聯絡。兩地人民如此的情感連結與交流，難怪中國對新疆的高壓政策，令吉哈兩國國內人民如此不安。
▌「一帶一路」的祝福 ： 哈吉政府保持沉默
相對於民眾情緒，哈吉兩國政府的反應比較冷淡，對中國在新疆的「再教育營」不置可否。其實這一切並不意外，從為政者角度看，與中國維持友好、對「新疆問題」沉默，以免讓中國遷怒，利多於弊。
哈薩克與吉爾吉斯都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與中國毗鄰，需要向其靠攏，冀得來自中國的資金，幫助他們發展經濟。例如在哈薩克，為了擺脫過份依賴石油等天然資源的經濟體質，早在2014年便主張改革經濟結構，前後提出了「以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的《光明大道——通往未來之路》國情諮文，以及在2050年前「落實工業化」的《百步計劃》改革方針，來推動哈國在2050年前的發展計劃。
去年7月，哈薩克亦在中亞草原上成立了「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AIFC），旨在為國企私有化吸納外來資金。但是，若以上作為沒有資金支持，都只會淪為空談。
至於吉爾吉斯，由前總統阿坦巴耶夫到現任總統熱恩別科夫，同樣對中國「一帶一路」表示歡迎。雖然在2018年初，由中國公司負責翻新的吉爾吉斯首都發電廠發生故障，讓民眾飽受嚴寒之苦，其後熱恩別科夫也藉此攻擊前朝政敵，但是他已公開表示將繼續維護中國在該國的「一帶一路」項目。
兩國政府精英如此下定決心靠攏中國，對新疆突厥穆斯林同胞莫不關心，與不少民眾對中國的感觀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這也顯示了中亞政權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在「一帶一路」下，人民未能享受經濟發展的豐碩成果，而國家精英因與中國過從甚密而得到不少好處，自然不會譴責中國。
然而，與此同時，中亞政府（如哈薩克）也嘗試平息民怨，作出了一些讓步。就如引言提過的薩吾提拜事件，暫時不遣返當事人回中國，以免群眾過份反應。由此可見，某程度上民間壓力也令政府陷入兩難。
▌「突厥龍頭」土耳其開腔的啟示
「新疆問題」發酵的同時，近日也發生了一場讓人意想不到的風波——土耳其開腔譴責中國。
2月9日，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阿克索（Hami Aksoy）發表了一份聲明，批評中國「在新疆違反維吾爾突厥人與其他穆斯林社群基本人權的行為變本加厲」，又稱「過百萬維吾爾人在中國被隨意逮捕、於拘留營中遭受虐待及政治洗腦，已非秘密」。其措辭之嚴厲，牽起中土之間的外交風波。
誠然，與中亞五國民族（除塔吉克外）及維吾爾族同屬突厥語系，又都是伊斯蘭圈子的土耳其，以道義身份來看，有不少理由讓厄多安政府對中國作出如此譴責。加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近來都以身份認同政治作為驅動力。但土耳其真是如此兩肋插刀為「同胞」發聲嗎？
首先，土耳其奉行「突厥外交」。總統厄多安經常打出「泛突厥主義」牌，在討好美俄的同時，亦另闢蹊徑。2009年，由安卡拉主導的突厥議會（Turkish Council）誕生，顧名思義，成員國都是突厥語系國家，如亞塞拜然、哈薩克及吉爾吉斯，去年烏茲別克更加盟其中，旨在促進成員國之間的文化、經濟交流。
其次，土耳其亦主張「伊斯蘭外交」。其代表作，就是於前年12月「耶路撒冷事件」中高調反對美國及以色列。在幾乎全球主要穆斯林國家都沉默之時，土耳其此舉搶盡風頭，顯得其「伊斯蘭龍頭」身份擲地有聲。雖然只是出一張嘴放砲，但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態度相比，已是不遑多讓。
但為何土耳其選擇在此時開聲？這背後亦另有盤算。接受《外交家》訪問的「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理事會主席特克爾（Nury Turkel）稱，「黑伊特事件」就令厄多安遭遇了不少民間壓力。
黑伊特（Abdurehim Heyit）是維吾爾音樂家，在突厥圈子內的影響力舉足輕重，更在土國國內擁有不少聲望。早前「黑伊特在新疆再教育營死亡」的傳言甚囂塵上，阿克索更在聲明中對此嚴正撻伐北京。儘管中國不久釋出黑伊特「自白認罪」的「復活」影片，但土國輿論仍對此多有不滿。
上月，右翼政黨大聯盟黨（BBB）也發起示威，譴責厄多安對同胞在新疆的困境默不作聲。雖然此政黨在體制上的影響力不大，但不要忘記，3 月份的土耳其地方選舉近了，厄多安於此時以外交積極配合內政，也是一種籠略人心之計。
可是，長遠來說，土耳其能否有進一步行動實在成疑，畢竟在經濟考慮上，土耳其無動機與中國鬧翻。憶起厄多安也曾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中，譴責中國對維吾爾人進行「大屠殺」，其後數年雙方友好程度卻穩步上揚，不難了解到厄多安的飄忽不定。
回歸最初，我們都無從得知沙曼最後會遭受何等命運，過去維吾爾族人取道東南亞國家尋求庇護，最後仍被遣回中國的例子，屢見不鮮。而中國也會繼續他的「反恐事業」，但在整個宏觀局面來看——新疆「再教育營」不只牽涉人權問題，亦影響著突厥語系穆斯林圈子的內部關係，以及對中國之間的外交互動。
無論是土耳其、哈薩克、或是吉爾吉斯，政府都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眼中「同胞」的福址，充其量只是在回應國內憤怒的群眾。「新疆問題」對突厥國家內政的影響，堪稱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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