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下去年此時的評論
看現在的趨勢
取自原文：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274479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隨著敘利亞政府軍在2016年12月22日成功收復阿勒頗、伊拉克的阿巴迪政府重振旗鼓反攻摩蘇爾，世俗政權反撲之勢與日俱增，中東亂局看似突破了僵局；另一方面，伊斯蘭國節節敗退、領土相比起2014年建國初期亦大不如前，中東極端伊斯蘭壽終正寢，看似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停火之後，中東會真的走向和平嗎？世俗民族主義獨裁政權的佼佼者，如阿薩德政府，是否註定勝利——猶如拿破崙戰爭後歐洲恢復舊秩序的情況？
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自從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率領法國大軍攻入埃及之後，所激起「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的互動以至矛盾，對理解近代中東的衝突至關重要。在這兩個世紀以降，中東阿拉伯或伊斯蘭世界正處於不斷被帝國主義入侵的狀態，無能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無力回天，使知識分子不斷尋求救贖之道：由提倡伊斯蘭改良主義、民族主義、到近三十年鼓吹極端伊斯蘭主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從舊有帝國的積弱之中，再次強大起來。
然而，經過二百年來的思潮蘊釀到反覆實驗，中東似乎沒有比從前更美好，卻相反地墮入了這無底深淵，仿佛各國正在和自己國民泥漿摔角。
究竟身份認同政治，對中東有多大影響呢？這篇文章希望憑分階段追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這兩大思潮，其起承轉合如何決定了中東的政治命運，並分析這種日漸對立的思潮，如何為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和平進程，佈下了荊棘之路。
▌第一階段：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改良主義的萌芽
這個時期相等於整個十九世紀，正是伊斯蘭世界遭西方列強勢力入侵之際，而在1798年埃及面對拿破侖大軍壓境，無法抵抗其船堅炮利伊始，整片中東大地就陷入了不安傍徨的情緒。此前，經歷了鄂圖曼帝國數世紀的統治，中東各地如埃及只知自己屬於伊斯蘭世界的一份子，而遺忘了其阿拉伯的民族本源。然而，當西方進入了鄂圖曼治下的中東世界後，民族主義的概念開始在他們之中產生。
十九世紀著名的英籍猶太人東方學者戴維斯（Arthur Lumley Davids），撰寫了《Preliminary Discourses》，在其著作中首先區分了「突厥人」（Turks）及「阿拉伯人」（Arabs）。在整個十九世紀，隨著德國及義大利統一運動，民族主義達到了高潮，免不了對中東有著滲透效應。當時鄂圖曼在埃及的赫迪夫（Khedive；即總督）——穆罕默特‧阿里（Muhammad 'Ali），率先在依賴英法等列強下，推行現代化改革，令其埃及在鄂圖曼境內一支獨秀，繼而建構了與突厥民族的分野，民族主義在此時遂漸萌生。
當時在民族主義之外，亦產生了另一種思潮及回應的方法。曾被經濟學人評為「薩爾德的繼承者」的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其著作《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中，肯定了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在這階段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阿富汗尼是近代政治伊斯蘭的創建者，是印度之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埃及之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bt）等人的前輩；他以靈活變通的方式重新詮釋古蘭經，強調伊斯蘭教與西方的理性、科學等概念互相兼容，提倡穆斯林不應再以消極的方式面對外力入侵，並且積極向當時的土耳其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出謀獻策。
他是把「伊斯蘭」和「西方」視為涇渭分明兩種概念的第一人；作為以伊斯蘭宗教為本位開啟伊斯蘭政治行動主義的先河，阿富汗尼成為了日後伊斯蘭革命分子的楷模。事實上，他的泛伊斯蘭改良主義的論述，離不開阿拉伯民族主義，而阿富汗尼透過了此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來宣揚反帝國主義。
以研究伊斯蘭宗教為名的美國學者艾斯坡西托（John Esposito）認為阿富汗尼所提倡富有伊斯蘭色彩的民族主義，其興起背後的力量，是基於一戰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及近代民族國家的出現，而中東諸國的民族獨立運動旨在擺脫西方對其在政治上及宗教上的操控。然而，阿富汗尼在此路線的弊處，就是只著重透過由上而下的手段，未能巧妙地利用民粹來進行由下而上的反帝國主義的工程。
於是，阿富汗尼在1897年逝世後，其追隨者們亦分成了兩個派別——淡化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以及反對西方現代思想的的泛伊斯蘭主義——這兩種思潮，到了二十世紀初出現了分家之勢。
▌第二階段：民族主義的火紅年代
這段時期橫跨了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至到一九六零年代末。這時期，在中東地區，國族的身份意識開始大幅地凌駕了宗教的身份意識，使泛伊斯蘭主義對政治的影響力黯然失色了不少，被火紅的民族主義蓋過了風頭。
在阿富汗尼之後，其思想論述呈現了分道揚鑣的發展。在他的弟子當中，一部分人主力提倡撇離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這類民族主義分子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受西方的憲政思想影響，希望建立一個世俗且現代化的理想國。有別於以宗教為本位的泛伊斯蘭政治理想，這幫民族主義者希望以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為核心，建立國族的身份認同。這派別的代表主要是埃及前總理扎格盧勒（Saad Zaghlul Pasha），他成立的「瓦夫德黨」（Wafd Party），便是一個泛民族主義的政黨。
相反的，不少反對以民族主義為反帝國核心力量的泛伊斯蘭主義者，亦開始漸頭露角。他們希望建立以伊斯蘭身份為依歸的政治理想，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反對引入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想。在阿富汗尼的弟子當中，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更是佼佼者。
除了中東人民的覺醒之外，另一說法，是西方列強如英國及法國刻意在中東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目的在於支解於一戰時期站在德國及奧匈等同盟國敵對陣營的鄂圖曼帝國。最矚目的例子是一戰期間，英國軍官——「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於1916-1918年間阿拉伯起義中，擔任英國聯略官的角色而聞名。這一場起義背後的意義，除了讓英國成功地在一戰時讓鄂圖曼帝國腹背受敵，更促進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風潮，使當地人勇於在「突厥人」的異族政權中，解放過來。
勞倫斯的故事深入民心，一時間成為了民族英雄。雖然存在不少爭議，但無可否定的是，西方列強在中東推動其國族主義，有其利益之計算：在此段時期，西方的侵略性如日俱增，如《賽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的確立、英法聯手瓜分阿拉伯諸國、西方人在巴黎和會上的傲慢、猶太人不斷遷往巴勒斯坦及二戰後的中東戰爭，都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了最高潮。此時阿拉伯的民族國家都已經紛紛確立起來，進入了越趨成熟的地步，終於可以在國家建設上大展一番拳腳。其中，以標榜著世俗民族主義的敘利亞及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都在國內取得了政權，於1950年代上台的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更是倡導民族主義的精英，在此一範疇上的角色十分重要。其最為人認識的事件，就是1956年他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對抗擁有運河股權的英國及法國帝國主義入侵者，促成第二次中東戰爭。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發展，都帶領中東進入了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時代，亦使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變得黯然失色。但是，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後，這種此消彼長之勢走向了相反的軌跡。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窮途末路，取而代之，就是被日益旺盛的極端伊斯蘭主義新思潮挑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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