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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當歷史課本來用的內容。

取自原文: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08&nid=9310

 

在以阿問題方面,阿拉伯國家各有各的立場與態度,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它們對同一議題採取一樣的立場,也沒有任何理由可約束所有阿拉伯國家一同面對以色列的勢力。

於是,儘管阿盟在 1948 年共同對以色列發動戰爭,卻始終沒有達成消滅以色列的目標。可是往後阿盟各國對於以色列的立場日漸分歧,造成彼此之間關係不融洽。阿以問題不只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問題,還有引發各國自己需要面對的新問題:

埃及對抗伊拉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vs. 阿拉伯聯邦

在 1950 年代,埃及在阿以問題展露鋒頭,呈現出所謂納賽爾主義(Nasserism)的力量,也站上了阿拉伯國家龍頭的地位。埃及不僅是強硬對抗著以色列,也在對抗著西方帝國主義。

不過,1955 年伊拉克與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組成「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 CENTO,又名中東條約組織)(註一),伊拉克為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國,卻加入西方陣營,形同挑戰納賽爾主義與阿拉伯統一的原則,導致埃及與伊拉克的關係惡化。

伊拉克的作法並沒有錯──阿以問題固然要處理,但英美在整個西亞地區有其影響力,保持友好關係也至關重要。即使伊拉克政府不見得完全傾向於英美,《巴格達公約》(註二)之簽署,還是讓伊拉克成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無法一致行動的「罪人」之一。埃及批判伊拉克違反了阿拉伯國家聯盟盟約,助長以色列的氣焰。

這些一次大戰之後逐漸出現的阿拉伯國家,對於國際事務各有各的考量,不能單純以大家同為阿拉伯人、同為穆斯林的表象,就認為他們對同一件事都站在同一立場。

與此同時,埃及與敘利亞於 1958 年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註三),對伊拉克政治也造成影響。伊拉克與約旦隨後也合併成阿拉伯聯邦(Arab Federation),有對抗埃敘合併的意涵。然而,這樣的合併並非反對人士所願,導致伊拉克爆發革命,由英國支持而成為伊拉克王室的哈希姆家族遭到推翻,也象徵著英國勢力退出了伊拉克。

註一:,成立於 1955 年,由巴格達公約演變而來,最早的成員國為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透過軍事合作,保障跨國區域性安全,1979 年隨會員國之一的伊朗政變而瓦解。
註二:美國冷戰圍堵政策的一部分。1953 年起,美國分別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先後締結雙邊軍事協定。1955 年,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達簽訂《巴格達公約》,巴基斯坦後宣布土巴條約併入巴格達公約,緊接著當時親美的伊朗政府也宣布加入。
註三:1952 年,埃及共和國成立後,總統納賽爾提倡「泛阿拉伯主義」政策,形同阿拉伯民族主義,旨在建立去殖民化的阿拉伯國家、排除過去西方列強如英、美、法在中東和北非的影響力,並解放巴勒斯坦。

埃以的《大衛營協議》及波斯灣戰爭

抗議波斯灣戰爭的群眾。圖/Joseph Sohm@Shutterstock

一直到了 1977 年,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Sadat,前埃及總統,任期:1970 年 10 月 15 日-1981 年 10 月 6 日)前往耶路撒冷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之後,讓伊拉克又與阿以問題連上關係。沙達特之舉,促使了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關係走近,在 1978 年甚至有兩國合併的討論。1978 年的《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註四)之後,埃及遭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孤立,伊拉克此時召集阿拉伯國家會議,抨擊沙達特向以色列求和,因而要制裁埃及。

註四:在美國的主導下,埃以雙方簽署了《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和《關於簽訂一項埃及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的綱要》兩份文件,並在隔年簽署和平條約。

此外,1990 年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時候,總統海珊(Saddam Hossein)強調如果美國要介入科威特問題的話,那伊拉克就會攻打以色列。這有意要在對抗美國介入時,也將阿以問題牽扯進來,以取得鄰近阿拉伯國家的支持──於是,伊拉克對抗科威特,不僅是伊拉克對抗美國,也衍生成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對抗。

海珊聲稱,要用化學武器消滅半個以色列。伊拉克與科威特的波斯灣戰爭開打之後,海珊用了導彈襲擊以色列的台拉維夫與海法等地區。不過,美國與以色列卻沒有以武力對抗,因美以也瞭解,如果武裝對抗的話,可能真的會成為更廣大層面的阿以對戰。

此外,敘利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沒有受伊拉克的影響,畢竟伊拉克侵犯科威特與阿以問題是不同層面的事情,侵犯也不是各國能夠認同的。於是,美以還有阿拉伯國家對於伊拉克的態度冷淡,也就讓波斯灣戰爭沒有擴大成阿以之間的再次衝突。

敘利亞與埃及關係反覆

敘利亞在阿以問題之中,也因為這個難解的習題而造成內政與外交之動盪。1950 年代初期,敘利亞歷經兩次軍事政變後,席塞克利上校(Colonel Adib al­Shishakli)掌握了權力,於 1953 年當選總統。然而,在政治極端嚴峻的情況下,席塞克利仍不敵各方政敵,有一派主張與伊拉克聯合,也有人表示要與埃及友好。

1954 年庫瓦特利掌政,主張與埃及友好。1955 年《巴格達公約》簽訂,讓阿拉伯國家之間頓時出現傾向以色列與美國的集團,而敘利亞則是走向與埃及靠攏、反西方與親蘇聯的路線。這也是 1958 年敘利亞與埃及聯合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原因,並與伊拉克及約旦的阿拉伯聯邦分庭抗禮。

不過,埃敘兩國要合力對抗以色列,可能還能有點成果,可是一旦合併之後,就出現了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畢竟埃及在納賽爾領導之下,已經成為了西亞地區呼風喚雨的國家,再加上納賽爾擔任這個共和國的總統,透過人事派遣讓敘利亞的埃及籍官員越來越多,引發了敘利亞人不滿。兩國在 1961 年發生衝突,也讓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宣告結束。 

1963 年敘利亞再爆發政變,主張阿拉伯國家應統一,這讓敘利亞與埃及的關係又走近,而且與 1958 年革命後退出「中部公約組織」的伊拉克商討聯合事宜,於 4 月達成協議,要在 5 月舉行三國聯合的公投,在往後的 20 個月內選出聯邦總統,建立聯邦制度的國家。

不過,敘利亞此舉受到國內批判,有人重視敘利亞本身,注重「敘利亞民族主義」(Syrian Nationalism),不認同這種阿拉伯國家聯合的「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最後,敘利亞政局混亂的情況,使合併的機會消失。1967 年的「六日戰爭」,敘利亞戰敗,戈蘭高地被以色列占據。如同埃及要取回西奈半島一樣,敘利亞也想方設法要取回戈蘭高地。

1970 年 12 月,敘利亞與埃及、利比亞簽署《的黎波里憲章》(Tripoli Charter),有意建立阿拉伯聯邦(Federation of Arab Republics)。1977 年,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巴解簽署了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合作協議。敘利亞的舉動,不單純只是要促成阿拉伯人的團結,以一致對抗以色列,還有意擴大敘利亞在西亞地區的領土與影響力。

1977 年沙達特訪以色列,敘利亞的阿薩德相當不滿,畢竟「拒絕承認以色列」是他的基本立場。敘利亞與巴解譴責沙達特訪問以色列是背叛了阿拉伯人,甚至是背叛了埃及自己,所以敘利亞終止他們與埃及的外交關係。於是,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其實僅止於解決埃以之間的問題,並非是巴勒斯坦的問題。沙達特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取回西奈半島,可見阿以問題似乎已非西亞強權優先考量的問題了。

1979 年比京與沙達特正式簽訂和約之後,阿拉伯國家決定撤回駐開羅的大使、斷絕對埃及的政治與外交關係、石油禁運、終止埃及在阿盟的成員資格。此時阿拉伯國家聯盟排除埃及之後,便將 1945 年設在開羅的總部移到了突尼斯(Tunis)。

敘利亞與黎巴嫩:黑九月事件的隱憂與《以黎協議》

巴解在約旦的「黑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Organization,以約旦為據點的巴勒斯坦激進派組織,曾企圖刺殺約旦國王未遂。1970 年國王下令驅逐該組織,引發約國內戰)之後轉進黎巴嫩,在黎巴嫩南部(後稱黎南)持續與以色列發生衝突,致使黎巴嫩的天主教馬龍派(Maronite)政府不堪其擾(註五)

敘利亞擔憂馬龍派與以色列合作一同鎮壓巴解,另外,敘利亞也希望與黎巴嫩建立不可分割的關係,以避免以色列勢力進入黎巴嫩,而且敘利亞也要趁機取回戈蘭高地。於是,1976 年敘利亞出兵黎巴嫩。馬龍派與以色列計畫在黎南設立安全區(safety zone),而且擊敗了敘利亞在黎巴嫩境內的軍隊。最後,馬龍派與以色列在 1983 年簽署了《以黎協議》(Israel­Lebanon Peace Agreement)。 

此後,黎巴嫩賦予以色列安全區極大的權力,可主導安全區的治安。這樣的協議簽立,代表以色列在阿拉伯國家之間,除了取得埃及友好之外,又取得了黎巴嫩的合作關係。1983 年,敘利亞強硬反對以色列與黎巴嫩的協議,因為敘利亞與黎巴嫩有唇亡齒寒的關係,一旦黎巴嫩被以色列擊敗之後,敘利亞可能就只能面臨以色列的威脅了。敘利亞聯合黎巴嫩內部反政府勢力,要求黎巴嫩政府下臺以及廢除《以黎協議》。

為了解決問題,黎巴嫩政府在 1984 年 2 月與敘利亞和談。最後在 3 月 5 日黎巴嫩政府撤除《以黎協議》,受到巴解與敘利亞的熱烈贊同。以色列原本和緩了對黎巴嫩的關係,轉眼間又得面對敘黎合作的局勢。

註五: 黎巴嫩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就存在著宗教派別色彩濃厚的政治型態,有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並存,有別於其他鄂圖曼的西亞省分。當一次大戰結束之後,黎巴嫩在法國的委任託管之下,當地各教派也仍致力於保持這樣的特色,法國人的統治也難以將之改變。

巴解與阿以問題:一個不被看見的「國家」

在巴解方面,阿拉法特將法塔赫的武裝行動帶入巴解之中,《巴勒斯坦國民憲章》就加上了幾個條款,例如「武裝鬥爭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確途徑」、「突擊隊活動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戰爭的核心」、「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各種力量的代表」、「應該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收復國土、解放祖國、返回家園的鬥爭負責」。於是,就阿拉法特來說,巴勒斯坦應該是個「國家」了,而不再只是讓其他阿拉伯國家決定他們未來的命運。

1967 年戰爭之後,這個國民憲章又有修改,稱「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園;巴勒斯坦的疆域以英國委任統治時期的邊界為準,是不可分割的領土單位;1948 年巴勒斯坦的分治以及以色列的建立完全非法。因此,必須把猶太復國主義從巴勒斯坦領土上趕出去。」法塔赫要在巴勒斯坦這裡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不僅是不同於其他阿拉伯國家,更要把以色列除去。

由於法塔赫的態度強硬,所以像是約旦在 1970 年代還有意把約旦河西岸再次與約旦合併在一起,巴解就嚴厲反對,還聲明要推翻約旦王室的政權。對於聯合國第 242 號決議,巴解也認為應該要修改。例如「日內瓦的和平會議」,法塔赫就認為「如果這個第 242 號決議,還是把巴勒斯坦問題當作難民問題來看的話,那巴解就拒絕參與會議。」由此看來,巴解逐漸將自己作為巴勒斯坦真正的代表,而不再只是作為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爭執的一個地區而已。

於是,阿以之間要追求的和平,西方強權有他們的立場,阿拉伯國家也有自己的立場,巴解也是一樣,這正是阿以問題難以解決的主要因素。

阿以問題變得相當複雜,已經成為阿拉伯國家、巴解、以色列的三方關係。所以,阿以問題影響層面相當大,不單純只是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問題,還成為整個西亞地區動盪與否的關鍵要素。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的內政,都因為阿以問題而有所變動。這幾個國家的外交關係,同樣也因為阿以問題而改變,時而合作、時而對立。

埃及與以色列友好,約旦也與以色列友好,這些都奠基於國家利益,如何能使阿以問題不要傷害到自己國家的安全,就是最優先的考量;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就成了阿以問題的另外一面,反對著埃及、約旦對以色列的友善關係。其中權益受損最嚴重的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無論阿以問題趨緩或緊張,巴勒斯坦人都沒有機會選擇他們所要的和平。所謂「和平」,是牽涉在不同的利益關係之中,符合埃及利益的「和平」才叫做和平、配合美國與以色列的「和平」也叫做和平,大家都為了各自定義與認可的「和平」打了許多戰爭,可是終究沒有人關注巴勒斯坦人所要的是什麼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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