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些國家的影響力被長期低估，區域大國土耳其是其中一個。當地近年出現的「變相革命」，特別是埃爾多安在未遂兵變後的擴權，也和世界二元角力的大潮流暗合。這段期間，土耳其內部忽然興起「重構歷史」風潮，鄂圖曼帝國衰亡的歲月，成了重點研究對象。
根據傳統史觀，19世紀後的鄂圖曼帝國是積弱不振的「近東病夫」，和「遠東病夫」大清帝國「齊名」，西方列強在境內為所欲為，最終在一戰戰敗，帝國解體，全靠走世俗主義路線的「新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拯救國家，才避免徹底亡國。然而，埃爾多安的新史觀卻持相反觀點，特別是對長期管治帝國的第34任蘇丹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頗有好評。這位蘇丹1876-1909年在位，是最後一位握有實權的鄂圖曼蘇丹，最終被革命推翻，長期作為負面人物被批判。但近年的土耳其親政府媒體卻鋪天蓋地地宣傳哈米德二世的「偉業」，強調他在鄂圖曼帝國末年，通過威權手腕，試圖力挽狂瀾的愛國努力。一套關於哈米德二世的長篇連續劇，成了重構歷史的重要文宣渠道，令人想到講述中國晚清歷史的《走向共和》，同樣對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重新評價，背後同樣有現實意義。
哈米德二世和埃爾多安的一生，確實有不少相似。埃爾多安上台時，一度以進步姿態示人，而哈米德二世繼位時，帝國內憂外患，他也曾經以改革者形象示人，希望依靠現代化拯救國家。他一繼位就與議會合作，通過鄂圖曼帝國第一部憲法，那批憲法起草者，主要是西化知識分子，認為唯有引入西式民主制度，改革開放，帝國才能重生。哈米德二世以為這可以穩定管治，也能取得西方支持，正如現代土耳其長期希望加入歐盟，以為搞一些改革，就能徹底「脫亞入歐」，充滿一廂情願的期許。
可惜翌年俄土戰爭就爆發，鄂圖曼帝國的無能全面曝光，軍隊迅速敗北，喪失了大部分歐洲領土。列強認可沙俄的勝利果實，大大限制了鄂圖曼疆域，製造了一系列巴爾幹緩衝國，作為大國之間的附庸。西方列強的現實主義，讓哈米德二世深感屈辱和背叛，就像現代土耳其對歐盟老是拒人於千里深感不滿，於是徹底改變治國方略，讓帝國轉回威權主義。戰敗後，哈米德二世解散議會，隨後三十年再未召開，限制內閣前朝官員權力，將地方權力逐步收歸中央，嚴懲貪腐，然後大權獨攬。對他而言，反對派都是既得利益者，不會一心一意服務國家，也導致行政混亂，因此必須集權，這和埃爾多安戰勝流產兵變後的集權思維，如出一徹。哈米德二世專制期間，帝國的中央權威和執行力都回光返照，處決貪污高官也得民心，這些都是埃爾多安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哈米德二世並非套版形象的獨裁者。他管治三十年間，對基建極其重視，他本人就是出色木匠，對修築鐵路情有獨鍾，不少他興建的鐵路今天仍在使用，目的是通過鐵路加強對帝國各部份的管治，也帶動經濟和稅收。這思維和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一樣，也和埃爾多安的最新宏圖一樣（不要以為「一帶一路」只有中國想到，埃爾多安也希望土耳其企業「走出去」，例如在非洲坦桑尼亞就有鐵路投資）。哈米德二世也大舉興辦學校，今天土耳其的教育，都可以追溯到這位蘇丹。只是蘇丹限制西方意識形態通過教育滲透，埃爾多安也正有此意：他認為哈米德二世不是做錯了，只是做得不夠。這不代表他們不重視基礎教育，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通過國民教育加強管治，像今天俄羅斯、中國那樣，才是應有之道。
在意識形態領域，哈米德二世與自由主義越行越遠，對西方通過言論自由、媒體滲透內部尤其警惕。他認為西方媒體的土耳其新聞，都是不了解國情的離地資訊、「fake news」，只是為了突顯西方需要的鄂圖曼落後形象，再行和平演變（或不和平演變）之實。於是他嚴格審查媒體，將一些西化精英驅逐。埃爾多安對媒體的態度大同小異，他視流亡美國的異見人士居倫為對手，認為一切反自己的宣傳，都是「居倫集團夥同外國勢力」造成，所以對國內的親西方知識份子、輿論領袖，絕不手軟。
哈米德二世離開西方道路之後，強調鄂圖曼帝國在伊斯蘭文明的領袖地位，試圖重振哈里發體制，得到眾多保守穆斯林響應，伊斯蘭保守主義因而盛行，只是為期太晚，令帝國在一戰期間以「哈里發」身份號召穆斯林支持聖戰，成效微忽，不過「哈里發牌」已成為統合國內、制衡西方的王牌。埃爾多安從保守伊斯蘭團體出身，被視為「新哈利發」，已偏離軍方支持、強調政教分離的凱末爾主義，並積極把勢力範圍滲入中東，例如在敘利亞、伊拉克這些鄂圖曼故土，土耳其後台大老的角色已全面確立。哈米德二世對猶太復國主義說不，埃爾多安對以色列也不友好，這條「反猶」百年線索，也令人深思。
除了以威權手腕打壓反對派，哈米德二世對有離心的少數族裔，也傾向高壓管治。例如在1890年代後期，鄂圖曼軍隊對亞美尼亞人變相屠殺，令哈米德二世得到「赤色蘇丹」稱號。今天土耳其對庫爾德人，同樣以威權主義為主軸，把分離主義者標籤為恐怖份子；至於和亞美尼亞的百年仇怨，自然也未化解。唯一不同的是哈米德二世為了抗衡強鄰俄羅斯，親近德國，埃爾多安則為了遠離西方，而向宿敵俄羅斯靠攏，不過背後的大國博弈心態，還是同一思路。
總之，在保守穆斯林社群眼中，哈米德二世是重振帝國榮光的偉大領袖，「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反而是罪人。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政變，迫哈米德二世重新召開議會、恢復1876憲法，然後把他廢黜，最終蘇丹在軟禁中去世。埃爾多安處理兵變的手法極其嚴厲，也是看到哈米德二世的悲劇下場，借古知今，認為除惡必須務盡。「青年土耳其黨」上台後，國家一塌糊塗，不久又在巴爾幹戰爭大敗，軍閥自立，貪腐叢生，失去了作為強國的最後尊嚴，也令伊斯蘭主義被突厥主義取代。不少曾參與政變的當事人回憶，對罷黜哈米德二世感到後悔，認為是親手摧毀了最後一具能控制國家的機器。今天土耳其和百年前自然不同，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很多，不過保守主義者也許更多，面對這個充滿不可測性的時代，假如只能在「新蘇丹」埃爾多安和「混亂無序」中選擇，民心如何，呼之欲出。
小詞典：青年土耳其黨人
活躍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土耳其團體，主張推翻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恢復1876憲法的君主立憲制，1908年聯合軍方「進步人士」發動革命，迫使哈米德二世放棄專制，重新召開國會，自此蘇丹名存實亡。在國會中，青年土耳其黨人通過對哈米德二世的廢黜議案，然後自己掌控朝政，但內爭不斷，鄂圖曼帝國反而更快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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