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沃斯（Robert Worth）
阿麗亞告訴我她跟諾拉第一次起衝突是二〇一一年三月中的時候，當時諾拉正開著車行駛在濱海道路上。「你說你反對政權是什麼意思？你不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嗎？」阿麗亞說。「敘利亞當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拜託一下，你平常想的都是鞋子衣服。你是什麼時候決定要變成政治運動者的？」諾拉直視前方道路，無意退讓。她們以前幾度討論到突尼西亞與埃及的革命，但這是諾拉第一次表達對她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看法。
「是啦，我知道我對政治所知不多，」諾拉說，「但我不想給巴沙爾當總統。就這麼簡單。我要我兒子有機會可以當總統。你能想像你兒子有天當上總統嗎？」阿麗亞不發一語。諾拉感覺有點罪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太過火了。但她並不擔心阿麗亞會放在心上，而是擔心左右鄰居聽了會被激怒；這是在踩紅線，而且車子已經開到阿麗亞家門口了，車窗還開著。阿麗亞把車門打開，然後俯身親吻她朋友的臉頰。「明天見，」她說，就好像一切都沒變。
諾拉錯過了賈柏萊的第一起示威抗議，這讓她更想要大聲說出她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早上，群眾正聚在一起做周五的禮拜，現場幾千支手機閃爍同一則訊息：到阿布－巴克爾清真寺（Abu Bakr mosque）外面來。下午一點的時候，人潮開始湧現，開始是幾十個，然後是幾百個，最後變成幾千個。革命終於降臨賈柏萊。「真主、敘利亞與自由，」他們高呼，走過古老的羅馬劇場，朝向市中心的政府建築。那裡有一小批的警察看守，也許還有其他便衣警察，但他們只是站在一旁看。
卡納法尼大部分的家族成員都到場支持，包括家裡最激進的瑪哈阿姨以及她的孩子。諾拉的母親薩哈拉（Zahra）擔心事態不知如何發展，她不想賭上自己法伊德中心（al Fayad Center）的婦產科醫師工作。事後，諾拉聽到表兄弟姊妹興高采烈地描述這場抗議遊行，讓她又羨慕又忌妒。她下定決心下次一定要參加。她開始在家裡製作阿拉伯語與英語抗議標語。一周後，無視母親的警告，她跟表兄弟姊妹一起參加抗議活動，甚至還上台拿麥克風講話。她告訴自己，革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事件。
阿麗亞與諾亞對世界的理解從那時開始分裂，就好像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突然困在不同的島上。阿麗亞跟諾拉聽到的明明是相同的抗議口號，但是阿麗亞卻覺得這些口號來者不善。親戚朋友接二連三告訴她聽說一些抗議者遮遮掩掩地提及暴力的企圖與教派的目的。阿麗亞以前有個阿拉維派的同學叫做阿哈邁德（Ahmed），早在第一場抗議中他就遭到一群憤怒的遜尼派男人痛毆，打到他手臂都斷了。要不是抗議群眾裡剛好有他遜尼派的朋友，要不是這些人跑來保護他，再載他去醫院，他的傷勢可能還要更嚴重。
當天晚上，阿哈邁德回到家後，同一批朋友去探望他。「他們說的話讓我非常震驚，」阿哈邁德兩年後告訴我。「他們跟我說，『從現在開始你只要踏入遜尼區，我們就必須形影不離跟著你。』以前賈柏萊是聽不到這種話的。」阿麗亞與她的親戚也常常覺得困惑，為何抗議總是從清真寺開始，而所有的參與遊行的人——或幾乎所有——都是遜尼派。為什麼？兩周內，暗示性的教派語言悄悄潛入抗議口號中。其中之一是，「我們不想要伊朗，我們不想要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我們要敬畏真主之人。」在敘利亞，這是很煽動性的語言：這是召喚遜尼派民眾的狗哨，要他們集結起來對抗什葉派敵人，其中包含阿拉維派。
四月初，阿麗亞正在濱海道路上開車，離家約還有二十英里，就在那時她聽到連環爆炸巨響與槍響，持續有好幾分鐘。路上的駕駛驚慌失措；沒人知道聲音從哪裡傳來。一直等到回到賈柏萊以後，她才知道有九名敘利亞士兵在附近遭埋伏殺害。其中有三名士兵還是賈柏萊人。
反對派媒體迅速編出的故事登上了歐美的新聞頻道：死者有叛變的傾向，所以被軍隊的上級長官給殺了。這個故事與革命喉舌半島電視台不停強化的敘事架構毫無違和，都是關於政權崩解與叛變。但相關報導從沒經過證實。而且從民眾在事發現場錄下的影像來看，兇手其實是叛軍的槍手。對阿麗亞與她的朋友來說，這個故事有著不同的意義：抗議者與其盟友正在散播謊言，拒絕承認他們的暴力。這個說法無疑演繹出一個讓人安心的結論：阿薩德政權施行的大規模逮捕、獄中刑求、大屠殺以及YouTube上那些血腥的畫面，當然都是誇大，有些還是假的。
阿麗亞反覆告訴諾拉這些故事，但是諾拉拒絕相信。抗議很平靜，諾拉說，而且也沒有教派用語。這些都是政府在散播謠言，而且政府正在敘利亞四處屠殺無辜百姓。說最後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聲音憤怒地拉高，不像平常的她。阿麗亞問諾拉她怎麼可以這麼篤定，大家都知道半島電視台有失偏頗，而且阿薩德總統為何要做這種事呢？政府屠殺自己的人民是「不合邏輯的」，阿麗亞堅持。
諾拉覺得這很合邏輯。瑪哈阿姨一直告訴她一九八二年發生在哈馬的事件，當年政府用坦克車來鎮壓當地伊斯蘭主義的叛亂，殺了約兩萬人；瑪哈阿姨說真正的死亡人數還要更高，阿姨告訴諾拉，「我們上次付出了代價，我們這次不會再付了。」瑪哈一直都是阿姨裡面最勇於反叛的。她長得就很反叛，一張男性化的臉，眼神無畏。諾拉敬畏地聽她說，甚至略感自責，就好像她前半生逃避面對的事實其實唾手可得。
但跟阿麗亞在一起的時候，她知道不能去碰這個話題，那太過火了。所以她往後退，退回到那個溫順的舊我。她說，「也許我們只是聽到了不同的說法。」然後就此打住。
敘利亞各地突然冒出多起暴力攻擊。但賈柏萊撐了很久才落入相同的暴力。三月底爆發第一場抗議後，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裡，警方允許集會繼續。為了對抗不斷散播的教派謠言，有群社會賢達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有些男人會開吉普車四處散播謠言，還會開進各個社區對空鳴槍）。這個政權似乎還在試探深淺，努力以非暴力的方式壓下抗議。
高階軍官邀請卡納法尼家族來談過兩次。也許是因為這個家族有非常多的阿拉維派朋友，這些軍官似乎想靠卡納法尼一族的支持來平定情勢。雙方第一次接觸是透過一名家族友人，他是一名傑出的阿拉維派工程師。他建議雙方到他賈柏萊的家裡會面，畢竟卡納法尼一族在他家裡會自在得多。在敘利亞，大家都很怕會見政府官員，特別是約在政府大樓見的時候，因為地下刑求室近在咫尺。
這一次，瑪哈阿姨的先生與兩個兒子是去朋友家會見官員，在客廳迎接他們的是個身著昂貴西裝的男人。他們立刻就認出他來：他是爾拉．易卜拉辛（Alaa Ibrahim），一名政商關係良好、非常富有的生意人。他跟他們握手，禮貌寒暄。然後他問了他們一些關於抗爭運動的問題，他想知道其訴求為何，還想知道他們為何選擇加入這場運動。瑪哈的大兒子米赫亞爾（Mihyar）說他並不反對巴沙爾繼續當總統，但他希望能看到改革。他們聊了十五或二十分鐘。然後米赫亞爾的弟弟塔瑞克——也就是一周前起身對阿薩德支持者咆哮的那位——投下一顆震撼彈。「易卜拉辛先生，」他說，「您如此理智又正直——以您為例，為何我們不能選您當總統呢？為何一定得是巴沙爾呢？」
一瞬間，易卜拉辛全身僵直，這場會談也變了調。他警告他們，批評總統就是在踩紅線。他說敘利亞不是埃及、利比亞或突尼斯，如果他們不懂這一點，將後悔莫及。他們起身，握手，行禮如儀，笑容僵硬，然後就離開了。
幾天後，第二次會面的氣氛更差。這一次卡納法尼家族接到政治安全局（Political Security）的電話。政治安全局是阿薩德政權掌控賈柏萊的核心機構。話筒裡的聲音要瑪哈阿姨的先生和兒子去政治安全局總部談談。在阿薩德的警察國家裡，這算常見的例行公事，但依然很恐怖：許多人因為極度薄弱的罪名遭逮捕入獄，一坐就是幾個月的牢。
父子三人抵達總部的時候，他們被帶往一間沒什麼裝飾的辦公室，那是一名叫做薩米爾．史為登（Samer Sweidan）的官員的辦公室。他們坐下。「你們想要什麼東西？」史為登問。「你們有房子、工作，每個月還有四萬敘利亞鎊（約八百五十塊美金）的收入。你們覺得這樣還不夠嗎？」米赫亞爾先回答。「這非關飢餓與貧窮，」他說。「我們想要尊嚴，我們想要法治與公民組織。我們想要活得像公民社會的一分子。」這個討論持續了一陣，然後塔瑞克再度打破規則。他長期收看半島電視台，而且覺得革命必定成功。他想當英雄。「我不想給巴沙爾當總統，」他說。「我們為什麼不投票？我們為什麼不能決定誰來當總統呢？」
現場陷入短暫的沉默，然後史為登冷冷地看著他。「想清楚，」他說。「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關起來。」塔瑞克不接受他的恐嚇。「好啊，把我關進監獄呀，」他說。「至少我還有書，我可以在裡面念書。但如果你沒把我關起來，我會上街頭，像所有抗議民眾那樣說出自己的想法。」塔瑞克的父親與哥哥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但這名官員還是放他們回家了。阿薩德政權不準備在賈柏萊玩硬的。時機未到。
二〇一一年四月中的時候，賈柏萊的街頭還能看到抗議群眾。這段時期，半島電視台整天播放敘利亞大城市裡的抗議者所遭受的血腥鎮壓，這讓賈柏萊的抗議民眾更加憤怒，讓他們的訴求更加大膽。他們開始高呼，「人民要政權垮台」這個把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拉下台的口號，還有「入土為安，我們要讓巴沙爾入土為安」這種不祥的口號。四月二十四日，地方長官與一群抗爭民眾最後一次會面，幾小時後，阿薩德政權終於失去對賈柏萊的耐心。
那天下午，諾拉的母親薩哈拉正從拉塔基亞（Latakia）開車回家，拉塔基亞是離賈柏萊一小時車程的一個更大的濱海城市。她從後照鏡看見有個東西正緩緩逼近：一輛開得飛快的軍用吉普車，車上的男人穿著迷彩服，手握機關槍。她把車停在路旁，驚魂未定，等車隊通過。其他平民也都把車停在路肩。有些車主走下車，驚訝地看著車隊。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薩哈拉重新上路，半小時後抵達賈柏萊，但她卻發現士兵封鎖了通往鎮上的主要道路。這個時候有個朋友打給她，告訴她有十七個人在抗議中遭到槍殺。就像戰爭一樣，到處都是士兵，她朋友說。
在那以前，薩哈拉從不願意跟她姊妹一樣去參與抗議活動。她不喜歡政治，她說。就跟大家一樣，她在電視裡看過德拉抗議民眾遭殺害的畫面，她問自己：誰給他們權力去終結群眾的生命，就好像在殺小鳥一樣？但是她不曾再往下想，一如往常。她擔心上街抗議是用錯方法。此外，她深愛她醫院的工作，她不想去冒失去工作的風險。
當天下午，薩哈拉終於到家的時候，她的雙手不斷發抖。她走到廚房，洗了她在拉塔基亞買的蘋果，然後把它們裝進桌上的一個碗裡。十三歲的哈珊．愛德（Hassan Eid）是個長相討喜的鄰居小孩，他逛進薩哈拉家，拿起蘋果就吃了起來。薩哈拉看著他。哈珊是阿拉維派。她從小看他長大，視他如自家人。但現在，她告訴自己，這個男孩的父親、叔伯或兄弟隨時都可能開槍射殺抗議群眾。他們也可能會殺了我的姊妹。五分鐘後，哈珊的父母派他的堂哥來叫他回家。薩哈拉不知道他以後還會不會來。
電話響起，她才剛接起來，某個舊識就情緒激動、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薩哈拉醫生，我們需要你，這裡有人正在流血，在舊城，請來幫我們。他掛了電話，薩哈拉在一片寂靜中思考她該怎麼做。路上這麼多檢查站，不太可能去得了舊城。治療受傷的抗議者一定會被視作犯罪。但她是個醫生。她又猶豫了一會兒，然後決定：她要去。她拿起包包，向門口走去。然後電話又響了，是同一個聲音，這次平靜了些。沒關係，不要緊，他死了。
經過這次事件後，薩哈拉態度有所轉變。這個城市本身也有所轉變；現在到處都是檢查站了，抗議遊行只在夜間舊城的小巷裡進行。有天晚上薩哈拉接到另一通電話。這次是不同的聲音，但訊息相同：薩哈拉醫生，拜託，你一定要來，沒人願意幫傷患。她出門上車，把醫療包藏在座椅下，膽顫心驚害怕佩槍的士兵隨時把她攔下來。路上寂靜空曠，只看得到軍用車。開到第一個檢查站的時候，有名士兵問她要去哪。她用哀求的聲音告訴他她高齡的母親因為噪音與煙塵而身體不適，她得去照顧她。這個男人放她過。
最後到了抗議民眾跟她約好的清真寺，她才走進去，就看見三個人躺在地毯上。其中兩個已經死了，他們的臉色已呈灰白，身上的鮮血也已經流乾。活著的那個人還在出血、呻吟，極度痛苦；有顆子彈先射入他的胃，再從背後竄出。薩哈拉以前從未治療過槍傷，但她還是清理傷口並進行縫合。另一間房間裡還有三個傷患。其中一個是位六十歲的老人家，他從未參加過抗議。處理好其他傷患後，她把他帶到私人醫院，然後開車回家。到家的時候已經凌晨兩點多了。隔天早上她沒去上班。
她知道她做的事遲早會有人發現。但是她不停接到電話，而她每次都去，永遠都有個理由，永遠都在深夜。她開始反覆做同一個惡夢。夢裡，她一個人在深夜的街頭，突然間，她聽見刺耳的剎車聲，警車停在路邊，員警從上面衝下來，拿槍指著她的頭。她起床的時候，她依然孤身一個，望向窗外空蕩蕩的街道。她的夢境反映她的生活。薩哈拉是名寡婦；她的丈夫兩年前因癌症過世。
她鼓起勇氣回到工作崗位上。有天薩哈拉跟一名同事聊天，這個同事是她認識很多年的一名男士。他是阿拉維派，但私下老是跟她說他不喜歡巴沙爾。一兩年前，他告訴過薩哈拉，他希望他兒子有天能在敘利亞的自由選舉中投下一票。薩哈拉以前從來不碰這種話題——這不是她的習慣——但現在她覺得時機到了。薩哈拉向他提到他以前對巴沙爾的評論。他先看一看薩哈拉，再環顧四周，就像要確定沒人聽到一樣。「薩哈拉，我現在不能談論這個話題，」他說。他起身離開，從此避著薩哈拉。
鎮壓發生之後，卡納法尼家族大多暫停參加抗議。但這不重要，因為他們的名譽已然受損，而且大家對他們的態度都不一樣了。有位名叫美沙（Maysaa）的阿拉維派女士，她是薩哈拉認識最久的朋友之一。她以前跟薩哈拉是醫學院的同學，但她後來不再打電話給薩哈拉了。一位共同的友人打給薩哈拉解釋：「美沙要我跟妳說對不起，可是她不敢跟妳說話。」薩哈拉後來哭了。但一個月後，也許因為每天都看到逮捕、殺戮，她的心變硬了。
薩哈拉還有一個名叫拉菲德（Rafida）的阿拉維派老友，她跟薩哈拉一樣是婦產科醫師。她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醫院工作，從利雅德（Riyadh）打了通電話給薩哈拉。薩哈拉告訴拉菲德她不確定自己還能否繼續待在敘利亞，她的朋友哭了。「薩哈拉，有沒有可能我回到賈柏萊的時候，卻發現你已經不在，發現我們不能一起散步，到海邊野餐？」拉菲德說。「薩哈拉，對我而言，賈柏萊有你才有意義。」這一次，薩哈拉覺得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她堅定地告訴她的朋友，是時候該面對敘利亞政權殘暴的事實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落人間煉獄？》，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羅伯・沃斯（Robert Worth）
譯者：王怡芬
《烈焰焚春》以事後之明看待一度被眾人寄予厚望的「阿拉伯之春」如何從希望走向絕望。《紐約時報》記者羅伯・沃斯以精湛的文學技巧帶領各位走入幾位精彩的人物的故事當中。讀者會看到一位利比亞叛軍掙扎著是否該手刃殺害他兄弟的劊子手；整村的葉門農夫被一個大權在握卻愛附庸風雅的酋長給長期奴役，過著彷彿中世紀農奴的生活；兩個敘利亞女孩因為她們所屬教派的衝突而從多年閨密變成互相仇視；一位埃及醫師不知如何在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忠誠與對新民主的渴望之間作抉擇。在尾聲裡，沃斯描述突尼西亞兩個八十多歲的政治家偕同一群意想不到同伴，讓這個國家沒有像其他鄰國一樣被戰火蹂躪。
《烈焰焚春》結合了戲劇性十足的真實故事與第一手的分析報導，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捕捉了橫掃中東各地的內戰的精神與實質面貌，並解釋了為何本來可能是阿拉伯復興的契機，最終卻又是一場無止盡的動盪。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