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土耳其總統埃爾段力推「伊斯蘭化」政策，令宗教漸漸滲入公眾領域，挑戰自建國以來上下恪守的世俗原則。作為一位民粹政治家，埃爾段利用信仰，創造時勢，以「身份政治」拉攏支持者。
誠然，在土耳其近代史上，其實不只有他利用宗教作為政治工具。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土耳其已漸漸萌生出具伊斯蘭宗教色彩的政黨，例如 1970 年代的「國家救贖黨」（National Salvation Party），及橫跨 1980 至 1990 年代的「福利黨」（Welfare Party）等等。
這些政黨的成敗關鍵，其實很值得與今天的正義與發展黨（AKP） 作比較，除了有因時制宜的論述之外，亦離不開現實政治環境。另一邊廂，過去宗教能在土耳其政治中發揮的角色，遠比今天埃爾段把宗教用作專制獨裁、民粹主義的工具，更有深長意義。
凱末爾的「世俗化」只完成一半
土耳其共和國誕生初期，國父凱末爾（Mustafa Atatürk）訂立以民族主義與世俗主義居重的治國方針，稱「凱末爾主義」（Kemalism）。一路走來，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確立十分成功，超越政治左右光譜、世俗宗教之分野，成為舉國上下普遍接受（除了庫爾德族）、牢不可破的共識。
然而，即使共和國貫徹世俗主義，對於長久以來大部分信奉伊斯蘭教、或視伊斯蘭教為傳統的國民並不完全買帳，甚至引起反彈──不少來自貧困農村或剛遷到城市居住的穆斯林群眾都對世俗原則表示不滿，他們感到被邊緣化，認為政府忽略了他們的聲音，不尊重他們的宗教與傳統。
此背景令國內的伊斯蘭勢力漸漸崛起：1970 年代，埃爾段的政治恩師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成立「國家救贖黨」，並在 1974 年及 1977 年大選中分別獲得佳績，成為第三大黨，更一度與共和人民黨（CHP）聯合執政。在 1980 年軍事政變之後，此股勢力並未消退。「國家救贖黨」遭解散後，舊黨羽在 1983 年繼承前志，成立「福利黨」重新上路。
如果說伊斯蘭教在政治上的角色於 1970 年代處於萌芽狀態，那麼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就是平穩發展階段。
專研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發展的政治學系教授 Hakan Yavuz 認為，擁抱「凱末爾主義」的建制精英，忽略了伊斯蘭教在民間根深蒂固的社會影響力。雖然建制派視「福利黨」之流為非主流反對派，但其實在群眾眼中，建制派只是代表著「另一個土耳其」（The Other Turkey），因此感到自身聲音被忽略。反之，「福利黨」的論述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認為伊斯蘭教是屬於多元民主聲音的一種。提出此觀點的自由派，以 Bahri Zengin 及莒內（Abdullah Gul）為代表。
「福利黨」對「公義」與「身份」的論述，亦滿足了不少群眾的主觀期望。在「公義」方面，「福利黨」強調消滅貪污、用人唯親，推動國家與民族共融，及解決國家迅速發展而衍生的社會經濟不公問題。在「身份」方面，「福利黨」提倡的不是狹義土耳其民族主義，而是鼓吹土耳其國族主義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Turkish Nationalism），猶如昔日鄂圖曼帝國囊括宗教的身份性質。
對長久以來被國家忽略的穆斯林群眾來說，「福利黨」的論述極具吸引力。但必須注意的是，「福利黨」並非只拉攏基層，而是穆斯林整體──不以階層及種族區分的社群。伊斯蘭教不僅是宗教，更是被包裝為對抗社會不公的符號。這種定位，令「福利黨」在動員政治支持者方面得到更大的靈活性。
另一有利「福利黨」發展的因素是軍方的取態。自從 1980 年軍事政變之後，軍方便採用「合作」與「遏制」的雙重政策，看待伊斯蘭勢力的政治參與，原因有二：第一，「福利黨」並不追求把伊斯蘭教實踐在政治制度中；第二，軍方認為宗教勢力比起共產主義沒那麼威脅。因此，「福利黨」幾乎整個 80 及 90 年代都能參與政黨政治遊戲，並在 1995 年國會大選中獲得 21.4 % 支持度，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福利黨與 AKP 有何分別？
「福利黨」及其後的「美德黨」（Virtue Party）先後遭取締後，「正義及發展黨」（AKP）便在千禧年代異軍突起。在埃爾段及莒內的帶領下，加上經濟漸漸回復生氣，使 AKP 的民望非常高。雖然 AKP 同時受城市資產階級及財團的廣泛支持，不完全靠伊斯蘭群眾崛起，但都曾被視為伊斯蘭教與民主共融的最佳示範。
可惜，這一切都是曇花一現。自從 2013 年埃爾段強推保守的「伊斯蘭化」政策，便引起大眾反彈。到了 2016 年鎮壓軍事政變後，更沾上了獨裁者之污名。埃爾段進一步利用「身份政治」鞏固勢力，更試圖以此來掩飾自己的治國無方，可惜並非一定有效。
自從去年被美國制裁後，土耳其經濟就一蹶不振，貨幣里拉貶值，通漲及失業率高企，面對經濟危機，顯得無力招架。黔驢技窮下，只好動輒宗教凝聚支持者，可惜在今年的地區選舉上觸礁，更被反對派共和人民黨奪去由 AKP 長久以來霸佔的伊斯坦堡市長之位，選舉結果無疑對埃爾段的執政亮起警號。
更重要的是，埃爾段的「伊斯蘭化」政策並未收預期效果：《經濟學人》引用土耳其民調機構 KONDA 的數據，指出虔誠穆斯林的數目不升反降：和 2008 年相比，認為自己有信仰的土耳其人由 55 % 降至 51 % 、恪守齋戒人士由 77 %跌至 65 %、無神論者由 1% 升至 3 %。
箇中原因，除了因為身於穆斯林家庭的新一代偏好靈活的信仰方法，也有部分意見不滿伊斯蘭教已經淪為腐朽、無知、不注重知行合一的教條主義。筆者認為，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的形象與貪污腐敗扯上關係，可歸因於埃爾段近年的獨裁傾向。畢竟，個人專制而非「伊斯蘭化」才是埃爾段遭到國內反對派批評的主因。
由此可見，AKP 與「福利黨」不同，雖然大家都以信仰動員支持者，並非為了追尋信仰的內在價值。然而，福利黨在剛剛經歷 1980 年軍事政變、社會嚴重撕裂的形勢下，成功把信仰塑造成一種普及的政治符號，團結社會，並取得成功。相反，埃爾段的「伊斯蘭化」政策卻在撕裂社會，步向威權專制，試圖利用民粹卻適得其反，結果與民眾愈走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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