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阿拉伯 6 月 24 日正式解除對女性的駕駛禁令，被視為中東女權進步的一大里程碑──有進步固然值得喝采，但若置放到性別平等的大框架下衡量，沙烏地只不過是踏出了微小一步，距離真正的平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女權是觀察中東的一大複雜議題，一來涉及艱澀的宗教詮釋，二來區內不同國家的情況也必然有異，無法一概而論。但從近年的發展，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趨勢：原來被視為較世俗開放的國家如土耳其和突尼西亞，似走回較為保守的路線；反之，過去相對保守封閉的國家如沙烏地和伊朗，則不時出現女權突破──即使只是進展還很微小。
而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組案例，背後卻又隱約透露著詭異的相似之處，即這些變化都是原先社會高壓鬆動下的反彈。
率先祭出「頭巾禁令」的並非西方國家，而是土耳其
在被視為較世俗開放的國家，頭巾（hijab）可算是女權爭論中的最大焦點。說起頭巾問題，大家也許只對歐洲的相關爭端有印象，其中尤其以法國於千禧年初，按世俗（Laïcité）原則，在國營學校禁止頭巾，惹起的風波最大。這或許令大家忽略了幾近同一時期，土耳其都存在類似爭議，事實上，首個發出類似頭巾禁令的國家並非法國，而是土耳其。
自凱末爾執政推動世俗化以來，土耳其政府一直鼓勵女性放棄在公開場合戴頭巾，但未有明例禁止（凱末爾只禁止男性的菲茲帽），直到 1982 年的新憲法才有明文規定任職公共機構人士的衣着，如「女性公務員的頭部不得覆蓋」，變相禁絕頭巾以至罩袍等裝束，此一規定後來還延伸到大學。
儘管法令執行於管控學生方面不算非常嚴格（大多不影響畢業），但戴頭巾的女性想當教師、醫生、護士、律師、法官或公務員等，基本不可能。
然而，隨着具有宗教主義色彩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執政，風向逐漸有變，無論是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現總統、曾任總理）、莒內（Abdullah Gül，曾任總理、外長、總統）還是達夫歐魯（Ahmet Davutoğlu，曾任外長、總理）等黨內巨頭的妻子，都曾因頭巾捲入世俗派的批評和質疑。
最終在 2007 年，艾爾段政府終於以憲法修正案取消上述條文，令頭巾禁令變相廢止（艾爾段當時宣稱，自己支持世俗主義，但認為頭巾禁令的觀點過於狹隘，女性應有權透過服裝表達信仰）。世俗派當時強烈抵抗，連憲法法庭也一度研究以違憲為由取締 AKP，幾乎重演 2001 年美德黨（Fazilet Partisi，AKP 前身）遭禁的歷史，但埃爾段最終安然渡過政治難關。去年連傳統上被視為世俗派守護者的軍方也取消了頭巾禁令，可見政治形勢的大改變。
類似情況也可見於突尼西亞，自獨立後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推動世俗化改革，頭巾也是其一打擊對象。1981 年通過新法律，實際上禁止出任公職的女性戴頭巾，後來亦擴展到教育體制，
到本阿里專政的時代，突尼西亞政府甚至主動派人強迫女性除下頭巾，拒絕者隨時會受攻擊。這點在「尊嚴革命」（西方稱為茉莉花革命）後漸見變化，隨着奉行宗教主義路線的復興黨（Ennahda）掌權，頭巾禁令亦被解除。
上述世俗程度較高的國家，其世俗化政策的基礎，往往來自專制管治力量強行推動，藉此打壓宗教主義力量對社會規範的影響力。但隨着世俗化政策的守護者實力大不如前──例如土耳其軍方受制入歐規範干政能力受壓、突尼西亞則是獨裁者倒台，原來的社會規範開始有鬆動。
禁令解除了，然後呢？
然而讀者們大約不免要問：頭巾禁令解除了，後來呢？筆者恰好近年都有到土耳其和突尼西亞旅行，正好從旅途上遇見的朋友口中探得情況：
對希望戴頭巾的女性來說，禁令解除自然是好消息，她們再不用因為對信仰的理解受到實際上的歧視，但對那些不想戴頭巾的女性來說，解禁卻帶來新的麻煩──當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昔日世俗化變成宗教主義，卻又有可能重新扼殺她們的選擇權。
在突尼西亞，筆者曾聽過在當地學阿拉伯語的華人女生說，革命過後首都突尼斯街頭戴上頭巾以至是罩袍的女性愈來愈多，在這情況下，有些女生反而感受到「不得不戴頭巾」的社會壓力。
在土耳其，這點更誇張：一位在當地工作的香港朋友向筆者透露，尤其是在前年流產政變後，不戴頭巾的女性現在很難進入政府等公共部門工作，這跟昔年戴頭巾者被拒諸門外的情況恰好相反，只是受壓迫的換了另一批人。
沙烏地年輕王儲的改革大計
而那些被視為較保守封閉的國家，則有不同「國情」：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最新成為全球焦點的女性駕駛權解禁，便是一大議題。沙烏地的政治社會體制，很大程度上基於王權（紹德家族）和神權（極保守瓦哈比教士階層）的結盟，亦因此在社會文化上，瓦哈比教士的影響力非一般地高，沙烏地直至今年 6 月底前，都是全球唯一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只是其一例證。
沙烏地壓制女權的最關鍵一環，其實是所謂「男性監護人」（male guardianship）制度──任何一位沙烏地女性都必須有一位男性監護人，可以是父親、兄弟、丈夫甚至是兒子，有權代表她作出許多決定，例如女性須獲男性監護人才可申請護照和外遊等。
不少觀察家都指出，沙烏地解禁女性駕駛權有其現實意義，主要是王儲穆罕默德想塑造開明形象討好西方和年輕一代國民，以及增加女性投身私人就業市場的誘因，以滿足其經濟改革大計等。
但談到能否廢除男性監護人制度，穆罕默德雖表達有此意願，卻又承認困難，暗示短期內不可成事。他今年接受《大西洋》雜誌訪問時回應相關提問時稱：「如果我對這問題說好，這意味着我為那些不想給女兒自由的家庭創造問題。」
儘管仍有許多可議之處，但沙烏地的女權突破並非偶然，這是一代又一代的沙烏地女性所爭取的結果。以女性駕駛權為例，開啟抗爭先河的標誌事件發生於 1990 年 11 月 6 日──47 名沙烏地女性在首都利雅得一同駕車上街近半小時，正面挑戰禁令，其後受到政府多年打壓，但仍有沙烏地女性致力爭取改變，才能因緣際會在王室尋求改變時達成目標。
長年在沙烏地採訪的美國記者凱倫豪斯（Karen Elliott House）在著作 On Saudi Arabi: Its People, Past, Religion, Fault Lines-and Future（台版譯名為《中東心臟：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宗教，歷史與未來》，可參考換日線書摘）指出，在今時今日的沙烏地，女性角色的抗爭愈見激烈，年輕女性對個人成就比母親一輩有更大期望，主因是教育改善和尤其是外在影響──旅遊和互聯網等影響。
前任國王阿卜杜拉已開始支持擴大女性的社會角色，沙烏地的許多女權改變都在他任內出現，例如容許女性投票和進入國會等，儘管改變的實際內容不多，但仍具象徵意義。
在上述《大西洋》訪問中，穆罕默德再次將沙烏地轉趨保守，歸咎於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刺激，並舉例指男性監護權雖是社會風俗，但直至伊朗變天後，憂慮宗教領袖地位被奪的利雅得才將其成文立法嚴格執行──那麼在伊朗又如何呢？
即使變化緩慢，伊朗亦非「絕對保守」
2006 年上映的伊朗經典電影《花漾足球少女》（Offside；港譯《越位女球迷》）刻畫出女性球迷被神權政府禁止踏足體育場館，故千方百計想偷偷混入球場，支持國家隊晉級世界盃的故事。
事隔多年，就在連沙烏地也在穆罕默德主導下，解除類似禁止女性進入球場的法令之際，伊朗卻仍維持自 1980 年起訂立的禁令。但在剛結束的俄羅斯世界盃，德黑蘭卻又意外網開一面──在國家隊分組賽對戰西班牙的出線關鍵戰前，德黑蘭省議會迅速通過法案，批准女性進入亞扎迪球場觀賞賽事直播，女性球迷因而得以蜂擁入場，拍照留念並創造歷史。
儘管開賽前一度傳出變卦，但在民眾鼓躁抗議下，一眾女球迷最終獲准入場。有消息指應是總統魯哈尼直接下令批准，但政府會否進一步廢除禁令尚待觀望，畢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取向也很重要。
一如沙烏地的例子，伊朗女權的抗爭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甚至更早得到認同與關注──諾貝爾和平獎首位穆斯林女性得主，正是 2003 年的伊朗女權律師伊巴迪（Shirin Ebadi），頒獎理由是她對民主和人權的努力，尤其是推動女性和兒童權利的抗爭。
伊朗女權運動人士 Ghoncheh Ghavami 向美國中東政評網站 Al-Monitor 稱，伊朗女權狀況確在改善，也許進度快慢有爭議，但比沙烏地更為深耕細作，不是出自某種突如其來的指令。
「世俗」與「保守」間的平衡，有賴高壓維繫
無論是沙烏地還是伊朗，絕非某些外界評論想像中的「絕對封閉」，也許他們的執政者在宗教上保守，對女權處處打壓，但不代表這些國家的女性一無所感，不少人仍會受到外來思潮影響，逐漸醞釀與當權者不同的社會想像，不甘受限，並透過抗爭找尋出路。
適逢政治氣氛變化，沙烏地有王儲亟力展示開明形象，伊朗也由相對溫和務實的政客執政，對強硬保守派構成牽制，皆令女權限制有所鬆動。
有趣的是，這跟世俗化中東國家在女權上走回較保守思維的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無論是高度宗教保守化，還是高度西方世俗化，都依賴某種高壓統治來維繫，並非中東社會的理想平衡點。一旦高壓失效、減弱或變調，自然像鐘擺般向相反方向晃動。
文章出處 :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36&nid=10490&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aily&fbclid=IwAR0E8sHDHSdq_Prp8jmy-nz8LtnnS1YQ1qNwtWI-_Hw5Iv56xe4lceoph2s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