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我指著他手臂上一幅斗大鮮明的刺青問。
「我的未婚妻。」他淡淡地回答道，「但我們沒有在一起了。」
「怎麼了？」我追問。
「我是巴勒斯坦人，她是以色列人，我們註定不能在一起。」
遇見胡笙，在沒有上網自由的國境
第一次遇見胡笙，是在一次回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首都拉馬拉的巴士上，他與同車的乘客談笑風聲，互相分享著彼此手機裡的照片和音樂。
車子到達市區後，停靠在一個我不甚熟悉的街上，我手上握著那即使打開了 Google Map 也依然完全派不上用場的智慧型手機，有些困惑的在原地打轉著，畢竟在巴勒斯坦，行動上網的功能是不被允許的。
自 1948 年以色列建國起，巴勒斯坦頓時陷入遭到以色列猶太人回歸潮與原居住居民巴勒斯坦人的瓜分的窘境，世代交火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最終獲勝與掌權的資格落入了以色列政府手中。
1990 年初期，當全世界都歡慶擁抱 3G 行動網路時代的來臨，為了避免巴勒斯坦人利用行動網路互相聯絡掀起另一波革命風潮，以色列以「安全考量」為由，限制巴勒斯坦行動網路的建立。一直到 2016 年的今日，即使 4G 已開始漸漸普及世界許多地區，巴勒斯坦仍列為全球行動網路最不發達的國家／地區之一。
除了拉馬拉市中心內極少數限定地區有自治政府提供的市區行動上網功能，在事先申請後可以在特定定點使用，市區內其他地方至全國各地巴勒斯坦的通訊公司都因為以色列的控管，無法提供行動上網的功能。人民不僅生活不便，在意外或衝突發生時無法即時與外界聯繫，也使得許多商業活動受到限制，在經濟狀況已經不甚樂觀的巴勒斯坦更是雪上加霜。
胡笙與我同車，在車上我們沒有太多交集。在下車後，他看見站在路口困惑的我，主動上前詢問我是否需要幫忙。
巴勒斯坦人樂於與人交朋友，由於觀光業也遭到以色列監視控管的關係，外國旅客在巴勒斯坦境內並不是這麼常見，以至於每每見到外國人，巴勒斯坦人總是熱情無比，無論英文流利與否，都喜愛主動攀談提供外國旅客幫助。
我告訴他我要前往拉馬拉市區的市中心地標──馬納拉廣場，這不僅是貫穿通往市區主要幹道的匯集處，也大概是巴勒斯坦最為人熟知的一處指標地區了，每個造訪拉馬拉市的旅客，總是不免俗的需要來此朝聖。
他引領著我走向馬納拉廣場，順便問我此行來巴勒斯坦的目的。他一面介紹自己，目前任職英國廣播公司「媒體行動計畫」（BBC Media Action）駐巴勒斯坦的播音員。
走到馬納拉廣場後，他展開雙臂說：「歡迎來到巴勒斯坦。」
車水馬龍的街上，行人如梭，小販推著車子隨處叫賣，各處響著不同的聲音，招引著我來他們的攤前看看。
是在這時，順著馬納拉廣場中心的灑落下的燈光，我才注意到他手臂上的那幅人像刺青，我指指問他：「那是誰？」
他像是瞬間領悟了什麼般，把袖子往下拉拉，撇開頭，拿出口袋的菸盒，卻不巧裡頭的香菸已空。
「要不我們去那邊的咖啡廳坐坐吧？」他突然向我提議。
拆散萬人的藍色、與綠色身分證
走入那間咖啡廳，煙霧瀰漫著室內的微小空間，巴勒斯坦人總是香菸不離身，沒有法治禁止人們在室內抽煙這件事，大概是我唯一最無法習慣的地方吧，但混雜著菸草味的是另一種香香甜甜的味道，是那著名的阿拉伯水煙，火紅的煤炭燒著，人們撚著長長的菸嘴口，吞雲吐霧。
他拿出新買的煙盒，點起第一支煙，然後慢慢的敘述起發生在好多年前的這段姻緣，冉冉上升的煙迷濛住他的臉，纏繞著細數不盡的紛紛擾擾，他敲敲煙灰缸，恰似進行著一個打開回憶寶藏盒的儀式。
「那天我們在一個文化活動裡認識，我的朋友介紹我這個巴勒斯坦女孩，那時候我只知道她住在耶路撒冷。」
「我們斷了聯繫一段時間，但她是我鄰居的朋友，所以有一次她來找我鄰居，碰巧我的鄰居不在家，我邀請她跟我一起去喝咖啡，從那次之後我們才開始常常電話和簡訊聯絡，然後我們彼此相愛，開始約會和見面。」
「但是，我們之間漸漸有許多問題，她住在耶路撒冷，我住在拉馬拉，雖然她是巴勒斯坦人，但她拿的是藍色的身分證，我拿的是綠色的，我沒辦法去耶路撒冷找她，每次我們要見面，她總要特地從耶路撒冷來拉馬拉。」
在九零年代奧斯陸協議簽訂後，除了以色列宣布建國後佔領或奪取的地區外，歸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土地也被劃分為三個層級的地區，分別為區域 A，B 和 C。
區域 A 的軍事與民事管轄權歸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但空城地區則由以色列控制；B 區在軍事上受到以色列掌控，但民事管轄權仍舊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而 C 區的軍事與民事管轄權均由以色列控管。
截至於 2013 年發佈的最新數據為止，完全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 A 區只佔了不到 20% 的比例，反觀完全屬於以色列軍事民視管轄的 C 區，在所謂巴勒斯坦境內就佔了高達 63%。
也就是說，即使以色列獨立後，使得許多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遷出現劃為以色列城市的家園，顛沛流離淪落為難民以外，在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下的土地，仍舊有過半數以上，都在以色列全權管轄之下。
以色列曾經在 1999 年同意要漸漸將 C 區的管轄權還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但綜觀近十年來，兩邊不但沒有任何和平進展，反倒是以色列的軍事屯墾區加速擴張，佔領了更多原來屬於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且即使是 A 區的城市，近五年內仍舊不斷的受到以色列士兵的突襲，許多居住於內的巴勒斯坦人不是家園被摧毀，就是家人受到拘捕或槍擊。
拉馬拉市相較之下，身為巴勒斯坦自治區的首都雖然和平的多，也沒有直接受到以色列政府的控管，但身處於此的巴勒斯坦人仍舊沒有權利入境屬於以色列的任何地區與城市，包括耶路撒冷。
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以前，就有許多巴勒斯坦人原本就居住於現今稱為以色列的土地上，特別是蔚為伊斯蘭宗教重視的聖城耶路撒冷，對穆斯林而言是世界上的第三大聖地，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薩清真寺在古蘭經的記載內是當初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顯神蹟，夜行登宵之處。
以色列建國之後，即使在 1974 年聯合國 194 號決議中所提出的「兩國方案」中，東耶路撒冷理應成為巴勒斯坦建國的首都，促使兩國能夠和平共存，但是以色列至今仍舊全面嚴管耶路撒冷。
而那些歷代居住於此的巴勒斯坦人，有的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其他的則成為以色列人口中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手中拿的是以色列政府發的身分證。
這份以色列身分證，就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口中所稱的「藍色身分證」。而在另一邊，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發放的巴勒斯坦身分證，則是綠色。
理論上，拿取藍色身分證的「以色列人」不能入住 A 區，而握有綠色身分證的巴勒斯坦人也無權進入以色列。但現今設於兩邊之間的檢查哨由以色列軍方控管，持著藍色身分證的居民大多可以自由出入兩邊，唯有綠色身分證的巴勒斯坦人，除非向以色列政府申請許可證，否則都會在軍事檢查哨上被攔阻，甚至有許多人因此命喪以色列士兵槍口下。
高高的隔離牆圍繞著檢查哨綿延數哩，硬生生地切斷了無數家庭與愛侶，胡笙就是那萬人中的其中一人。
終於悲傷的饒舌樂
「她必須工作，不能常常來找我，我們幾乎等於是遠距離戀愛，也漸漸開始產生不信任和猜疑，問題越來越大。」
「有一次，她跟我說她無法繼續下去了。那時候，我們交往了六年，已經訂婚了，她是我的初戀，我深信她是我的真愛，所以我不想放棄。有一次，我獨自坐在電腦前，屏幕黑著，我只是這樣注視著那片黑幕好久好久。」
胡笙看著自己的面孔倒影在那片屏幕上，的確，他的膚色不似大家對阿拉伯人印象中的黝黑，反倒更似來自高加索的後裔，蓄著的淺棕色鬍子，配上藍色的眼珠，不知道的人乍看之下，總容易將他誤會成是來是俄羅斯或是美國的旅客。
「於是我決定放手一搏，反正當時的我想，如果沒辦法跟她在一起，自己一個人活著也沒什麼意思，所以我決定偷偷溜去耶路撒冷。」
胡笙在決定偷渡的那天，一大早就上市場買了一瓶烈酒，把自己胡亂灌醉。
「至少這樣如果我被以色列士兵抓到，他們拷打或虐待我時，讓自己醉點，或許痛的感覺就不會那麼強烈了。」
幸運的，胡笙在忙碌的檢查哨中假裝自己是忘記帶護照的美國遊客，憑著一口不帶阿拉伯口音的美國腔英文蒙混過以色列士兵，偷渡到耶路撒冷。「那些士兵也不過是孩子，才 17、8 歲的，有時候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這樣偷渡的日子不僅危機重重，也仍舊無法永久持續下去，無倫胡笙再怎麼努力，再怎麼願意為她冒險，那道厚厚的隔離牆，那紙顏色不同的身分證，仍舊使得兩顆心不得不分別。
最後，胡笙的未婚妻提出了分手。
故事似乎近了末尾，我問：「難道她不能搬來巴勒斯坦嗎？反正她有以色列身分證，出入總是很簡單的啊。」
「她不能放棄她的家人啊，她的家人都在那（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發現她偷偷住在巴勒斯坦，她會被褫奪身份，以後就再也不能回去與家人相見了。」
我追問著：「那你不能申請結婚證明，搬到耶路撒冷嗎？」一邊端視那袖口邊露出的人像刺青，我心口一揪，想著這麼深刻的愛情，他連生命都願意賭上了，還有甚麼能夠阻止他的呢？
「我是巴勒斯坦人啊，我以我的國家為榮，我以身為巴勒斯坦人為榮，我不會接受為了能夠到耶路撒冷，就低頭成為以色列國民這種事的。」他口氣篤定地回答，沒有半點遲疑。
他用空了咖啡杯充當新的煙灰缸──原本的那只煙灰缸已在長長的故事中積滿了灰，再沒有多的空間讓它再多忍下下一支菸草所落下的灰燼。我們都沈默了一陣。
「我用了四年才真的走出來，現在我嘗試讓自己過得好，畢竟，我們都必須生活下去。」胡笙說著拿出口袋裡的手機，找出一首在清單中的曲子，按下播放鍵。
重節奏的音樂一浪一踏的傳出來，接著是清朗的一段英文饒舌樂，歌詞訴說著關於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紛擾，傳述著那些被壓迫但是找不到出口的憤怒與哀傷，高唱出那想做而做不到的夢想。
「現在唱饒舌是我的嗜好，我沒辦法改變現狀，但是我可以唱給全世界聽。」胡笙笑著說。「別可憐我，我只不過是那幾萬人中的其中一個，如果你有機會跟其他人談談，你會知道，我們每個巴勒斯坦人都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可以告訴你。」
看著他此刻自信的臉龐和清爽的笑容，剛剛說過的那些痛苦與悲傷，好似都屬於另一個人，或者存放在另一個空間裡。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