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所理解的基督教
儘管伊斯蘭一方的確信是他們的宗教是唯一真實的宗教，對於基督教與教會的教義，十字軍時代的穆斯林早就略有所知。伊本・阿蒂爾曾提到東方基督徒的各個教會中心。提到征服埃德薩的行動時，他寫道：
埃德薩這個地方，對基督徒來說，是最尊貴也最受景仰的城市之一。對他們來說，它是教會領地之一：因為，它們當中最尊貴的，就屬耶路撒冷，接著是安提阿，再來是羅馬與君士坦丁堡跟埃德薩。
哈拉威知道，伯利恆是耶穌出生的地方。在伊本・瓦希爾所講述，他擔任拜巴爾（Baibars）的使節，而在伊斯蘭曆六五九年（1261）拜訪西西里的曼弗雷德（Manfred of Sicily）的紀錄裡，表現出他對教宗相當感興趣，並試著向他的穆斯林讀者解釋：
對他們［法蘭克人］來說，羅馬的教宗就是基督的哈里發，繼承他的地位。宣告什麼是禁止的、什麼是合法的、切割與分離的權力［也就是破門出教的權力］，歸屬於他。他也是將王權之冠加於國王之上，並任命他們的人。除非他下令，他們的法律裡不會為他們制定任何東西。他獨身不婚，當他去世，有人繼承他的地位，而獨身不婚這項屬性也是他們的特徵。
在他鮮為人知的著作，艾爾文稱為「手杖收藏者名言集」的《手杖之書（the Book of the Stick; Kitab al-‘asa）》裡，烏薩瑪讚譽聖約翰修會（the Chapter of St John）所屬基督教僧侶的虔信，他看到他們在納布魯斯（Nablus）省瑟巴斯提亞（Sebastea）施洗者約翰墳墓附近的教堂裡祈禱：
在唸出我的禱文之後，我外出前往一旁緊鄰聖區（Holy Precinct）的廣場。我發現一道半關的門，我打開它，並進入一座教堂。裡面約有十個老人，他們裸露的頭像梳好的棉花。他們面對東方，在他們的胸部穿上（縫上？）拐杖，其末端是像馬鞍後部一樣翻起來的橫木。他們對這個標誌起誓，並對需要的人給予款待。他們虔信的景象觸動我的心，但它也同時讓我不悅並感到悲傷，因為我從來沒有在穆斯林身上看到這種狂熱與投入。
然而，一如常見的情形，烏薩瑪對「另一邊」的評論，從來都不會慷慨大度的讚美對方。他繼續提到蘇菲行者，他們的人數與投入的程度，都遠遠超過基督教的僧侶：
那一瞬間我以為沒人在那裡。然後我看到大約一百張禮拜毯，每張毯子上面都有一個蘇菲行者，他的臉上表現出和平的寧靜，他的身體表現出虔誠的投入。這是令人安心的景象，我也感謝全能的神，在穆斯林當中，還有比這些基督教祭司更加狂熱投入的人們。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在蘇菲行者的修道院裡看過他們，也對他們生活的方式一無所知。
再一次地，烏薩瑪無法抗拒誘惑，他進行有力且破壞性的比較，以斷言伊斯蘭的優越性。
至少到了薩拉丁（Saladin）的時代，幾乎不會有人懷疑法蘭克人跟他們一樣，都在進行宗教戰爭。正如伊本・夏達德所寫的：「這兩個敵人都各自將他的生命賣給來生的歡愉，比起這個俗世的生命，他們更渴望永生。」
格爾格珊迪引用標記日期為西元一一九○年的一封信件，談到法蘭克人：「每個人在受到召喚之前，就召喚自己［參與聖戰］。」
當法蘭克人剛抵達近東地區，非常清楚的是，對於他們為何而來穆斯林幾乎一無所知。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史料裡，常常提到跟法蘭克人有關、又可以清楚辨認的視覺元素，像是十字架、福音書跟祭司。然而，逐漸地，穆斯林關於敵人的知識似乎變得更豐富，也建立在更穩固的訊息上。到了薩拉丁再次征服耶路撒冷的時代，法蘭克人對衝突的認知，被穆斯林作家拿來當成他們在西元一一八○年代的政治宣傳樞紐。伊本・夏達德將據稱為獅心王理查本人寫給薩拉丁的信件文本紀錄下來：
這裡唯一的主題就是耶路撒冷、十字架與聖地。關於耶路撒冷，我們的信念是即使戰到一兵一卒，我們也不會放棄它。關於聖地，從這裡到約旦河的對岸，都將重回我們手中。至於十字架，對你來說那只是一塊毫無價值的木頭。對我們來說，它有其重要性，所以，請蘇丹仁慈地將它歸還給我們，我們就會感到平安，並身處寧靜，不受這反覆苦勞的侵擾。
穆斯林的政治宣傳家承認，法蘭克人懷有真正的宗教熱誠。在伊斯蘭曆五八五年（1189-90），伊馬德・丁引用一封寫來喚起穆斯林忠於聖戰的信。在其中，他呈現法蘭克人對於他們信仰的熱忱，將它當成一種典範，用以鞭策穆斯林的鬥志。他稱讚他們實現自己的目標、表現勇氣，並將他們的財富花在宗教事業上：
他們的國家與島嶼上，沒有哪個國王、統治者或強人，會不遵守與他的近鄰在軍事方面做成的協議，會不奮力超越他的同儕所表現的企圖與努力。他們並不誇耀自己所投入、用於捍衛所屬宗教的心血與生命犧牲……他們為其所為、犧牲其所犧牲，純粹且單純是為了保衛他們所敬拜者，並且榮耀他們的信念。
當穆斯林在伊斯蘭曆五八三年（1187）擄獲「真正的十字架」，他們似乎理解它在戰役裡作為法蘭克人焦點所在的角色，至少伊馬德・丁與格迪・法迪爾等等重要的穆斯林都已經了解。伊馬德・丁稱之為行刑用的十字架（salib al-salbut），並且說道：「在那座十字架底下，他們最為頑強且忠實地戰鬥，他們將它視為一道盟約，他們據以建立最堅強且確實的約定。」
穆斯林關於法蘭克人基督教的論辯與政治宣傳
早在法蘭克人到來之前，從伍麥亞朝時期以來，信仰之間的公開辯論，以及穆斯林關於基督教的著作，已經有一個穩固的傳統。事實上，圓頂清真寺裡標誌日期為伊斯蘭曆七二年（六九一年）的銘文，就攻擊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與三位一體信條。穆斯林作家們，運用《古蘭經》的啟示，特別聚焦於基督教的耶穌基督神性與三位一體信條，把這些當作他們的論辯性文冊的基礎。
這項傳統塑造十字軍時期穆斯林作家的態度，但重要的是這些以長久以來所熟悉東方基督教為基礎而早就存在的觀點，必須加以檢驗，看看它們在什麼程度上，因為穆斯林與新近出現的十字軍長期共存而有所修正。
不過，穆斯林針對基督教而寫成的論辯性著作，不該孤立地觀察，換句話說，不該將它們視為各別的宗教宣傳發想。奴兵君主統治時期，特別見證譴責伊斯蘭信念與實踐上創新行動的專論迸發。在突厥人與蒙古人入侵之初，以及新貴奴兵君主在埃及與敘利亞出現之際，伊斯蘭認同的界定，是深切的關懷所在。人們編纂專論，譴責流行宗教實踐、神智學式蘇菲主義（theosophical Sufism）、哲學、異端還有創新。
事實上，這場論辯的核心人物伊本・泰米亞，以慣有的氣勢攻擊這一切。畢竟，他確信「正確的宗教」重點就在伊斯蘭社群的靈性福祉跟社會穩定。在涉及真正的伊斯蘭本質、還有保衛伊斯蘭以對抗一切侵入者的持續論辯當中，這種攻擊基督教的方式佔有一席之地。奴兵君主期間，很可能附帶地吸引相當數量的科普特人改信伊斯蘭，他們將基督教的實踐與思考模式帶到自己身為穆斯林的新宗教生活裡：穆斯林的觀點是，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潮流。
伊本・泰米亞用以批評基督教的書冊，名為《給予竄改彌賽亞之宗教者的正確答案（The Right Answer to Those who Alter the Religion of the Messiah）》，這是一本大部頭作品，或許可以視為這類著作當中內容最豐富的一本。它契合於他用以保衛真實信仰的總體方法。伊本・泰米亞的生活，經歷十字軍與蒙古人對伊斯蘭世界之殺戮的雙重災難，他批評基督教，對它的信條以及實踐者，都同樣懷有無可妥協的敵視。寫到基督教時，他宣稱：
對於三位一體跟［基督神性與人性］合一這項議題，他們立場分歧；針對沒有任何明智的［個人］會相信、也沒有任何傳統加以記述的東西，他們分道揚鑣。
伊本・泰米亞以他們對諸王的虛偽態度為由，斥責神職人員與僧侶，包括牧首、大主教與主教。僧侶的騙術特別受到抨擊。據稱基督徒會玩弄一種把戲，就是把化妝墨（kohl）放在聖母像的眼睛，讓它流淚：「他們將化妝墨放在水裡，藉由非常輕微的動作移動一下，接著它會緩慢地流動，這樣一來，它會從聖母的圖像流下來。人們以為那是眼淚。」
在西元十三世紀晚期或十四世紀早期，由作家葛吉・本・瓦西堤（Ghazai b. al-Wasiti）所著、名為《給順民及其追隨者的回應（An Answer to the Dhimmis and to Those who Follow Them）》的著作裡，也可以尋見有趣的證據。
在中世紀伊斯蘭世界裡，中世紀穆斯林或基督徒學者參與駁斥其對手信仰的論辯性專論，汗牛充棟。但瓦西堤的這件著作意義深遠，因為它是在十字軍剛被驅逐之後不久寫成的。可想而見地，這份著作的目標是要證明伊斯蘭的優越性，它主要透過例證性的奇聞軼事來達成這項目標，這些奇聞軼事，發生日期出自伊斯蘭歷史早期期間，卻被擺在作者所屬的時代。這份著作激烈地敵視科普特人。
在其書冊的第一頁，作者在東方基督徒與十字軍之間建立起一條清楚的連結。他陳述，他希望能闡明基督徒對伊斯蘭所造成的傷害：「企求滌淨尊貴的［奴兵君主］蘇丹的日子，驅逐他們的［基督徒的］汙穢，就像它已然毀滅他們強大、防禦充足的王國，還有他們高聳、屹立的防禦工事。」
葛吉尖銳地評論科普特人，他說他們四處可見、可以當成「每隻蒼蠅的嗡嗡聲」看待，他指控基督徒「擔任殺人不眨眼的韃靼人（也就是蒙古人）的間諜」，更為來自的黎波里的法蘭克人俘虜──宗室君王、有錢的女人還有貴族──支付贖金。
這本著作的整體調性滿是責罵，更強烈敵視基督徒。一個接著一個的奇聞軼事，指稱科普特人的表裡不一與背信忘義，在最後的謾罵裡達到高潮：「多神教信徒［即基督徒］有四大特性：缺乏宗教信仰、滿是背叛變節、欺瞞穆斯林並疏遠具有（真實）信仰的人們。」但是，敵視基督徒的論辯，披上的不只是宗教法律人所寫護教學作品的外衣。在其他的文學類型裡，也有值得參酌的證據。
努爾丁（Nur ad-Din）時代的阿勒坡蘇菲行者與宗教圈子，當時聖戰意識高漲鮮明，《珍貴德性之海》的作者是其中一員，他致力寫成一份完整的篇章，用以反駁拜占庭人與法蘭克人。這份篇章的第一章，標題是「論基督徒的罪惡行徑」，這位匿名作者寫道：
這個世界上最令人驚奇的事情就在於，基督徒說耶穌具有神性、他是神，然後他們說，猶太人逮捕他並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那麼，保護不了自己的神，又怎麼可能保護別人呢？
這種論證，在對抗基督教的伊斯蘭論辯性著作裡不是什麼新玩意兒，但是在給予統治者的靈性指引，也就是君主寶鑑這種文學類型裡，有這種論據出現並不尋常，這必然也是跟法蘭克人直接對峙所造成的結果，那本書裡也特別連同拜占庭人而提到法蘭克人。
對基督神性信條的駁斥，簡直刻薄：「任何相信他的神從女人私處出來的人，一定是相當瘋狂的；對於這種人，沒有什麼好說的，他既沒有智慧，也沒有信仰。」聽起來，作者似乎造訪過特定的基督教會，或對此曾經有所聽聞：「他們在一個教堂裡，畫了一幅基督垂掛在十字架上的圖畫，將這幅圖畫鍊在監獄的牆上，還有另一幅類似的圖畫，放在內有眾多圖畫的教堂裡。」
這件著作包含了對基督徒女性放蕩生活的刻板印象式指控，令人想起烏薩瑪的故事。作者指控基督徒讓沒有丈夫的女性放縱於婚外性行為，他宣稱有基督徒這麼說：「女人最清楚她們自己的事情；她們的私處是她們自己的，如果她願意，她可以捍衛它們，而如果她願意，她也可以將它們送給別人。」
基督徒法官設定交媾與淫慾的費率如下：「每次性交四法爾斯、每次射精一法爾斯」。作者也指控基督徒女性在夜晚跟神職人員發生婚外性行為，他也指控她們沒有用面紗將臉遮起來。這些段落顯示對基督徒的深切嫌惡，以及對他們荒謬的信條、還有源自謬誤啟示的不道德行為模式的輕蔑。
法蘭克人在宗教上的輕信
編年史同樣也包含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軼事。就算是法蘭克人贏得的一場勝利，也可以靠著穆斯林嗣後再度一統、成就斐然等等後見之明，用來達成政治宣傳上的效果。某些穆斯林編年史家，運用伊斯蘭曆四九一年（1098）安提阿圍城時關於聖矛（the Holy Lance）的著名故事，他們拿這個傳說當成基督徒容易受騙的例子。
根據十字軍史料的記載，這支長矛，針對法蘭克人在安提阿的勝利，為沮喪的他們扮演強而有力的情感焦點，伊本・阿蒂爾（d. 630/1233）則寫得像是某個基督教僧侶嘲諷的把戲。他事先將這支矛埋在安提阿的聖彼得教堂，他承諾法蘭克人，如果他們能找到它，就能得到勝利，然後引導他們前往他們能夠將它發掘的地方。
後來，伊本・塔格里柏迪（d. 874/1470）針對相同的事件，講了類似的故事，但他提到，法蘭克人領導者聖加萊（St Gilles）參與這套詭計裡：
聖加萊，法蘭克人的領導者，奸詐狡猾而愚蠢，他跟某個僧侶安排了一套把戲，他說：「去把這隻矛埋在某某地方。事情辦好之後，告訴法蘭克人：『我在夢裡看到彌賽亞，他說：「在某某地方，埋了一隻矛，所以你們要去找那隻矛，因為如果你們找到它，勝利就是你們的。這是我的矛。」』」所以他們齋戒三天，祈禱並施捨。然後他［僧侶］前去那個地方，法蘭克人跟隨他，然後搜尋那隻矛。這隻矛出現了。他們狂呼、齋戒、施捨，出陣迎擊穆斯林，跟他們作戰，直到將他們逐出城鎮。
針對看似與這個把戲相關聯的、法蘭克人終極的勝利，伊本・阿蒂爾沒有加以評論，伊本・塔格里柏迪則跟他不同，而更誠實地評論：
令人驚奇的是，法蘭克人，當他們朝穆斯林突擊時，他們因為飢餓而極端虛弱，因為缺乏食物，他們食用腐屍，伊斯蘭的力量極端強大且豐沛；而［不過］他們打敗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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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十字軍：伊斯蘭的觀點》，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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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蘿・希爾布蘭登（Carole Hillenbrand）
譯者：高慧玲
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觀點下的十字軍，已經生產出非常豐富且大量的文獻。另一方面，關於穆斯林對十字軍的回應，已經面世的研究卻非常少。在這裡，頭一次有人處理這項主題，並企圖深入分析阿拉伯文史料，藉此說明穆斯林的動機與目標…這份著作──它非常清楚地凸顯，十字軍在伊斯蘭的領土上所帶來、直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衝擊──為東西兩方關係的歷史帶來卓著貢獻。——Anne-Marie Eddet翰斯大學
這不是針對西元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年間、甚至在這一年以後種種事件的編年考證，因為，已經有許多人寫過這樣的作品了。相反地，這是一本通俗著作，其目的在於，從穆斯林的觀點，引介十字軍歷史更廣大的面向。因此，其刻意的書寫策略是，嘗試在此完全透過中世紀穆斯林的稜鏡，來看待十字軍的現象。這做法，自然帶有成見，不過，考量到這個領域裡，歐洲中心論的學術研究長久累積的衝擊，這種成見是有利的，它也將有助於，針對這個迷人且重要的、基督徒／穆斯林對峙及互動的期間，創造出更加均衡的圖像。
文章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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