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穆斯林女性有什麼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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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y8AVsNQ1tHv10nMTgfuE8A
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因为其侮辱和歧视女性的态度在多地引发恐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女权游行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况。《时代周刊》的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尔写道“2017年自其伊始似乎就对女性来说并不是特别幸运的一年。”
当西方世界沉浸在女权状况倒退的疑惧中，中东北非却在经历着一场变革。
突尼斯在女权方面总是敢为人先，女性在议会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在法律和医疗领域几乎与男性平分天下。2017年，突尼斯的表现亦没有令人失望。
突尼斯女性权利向前进了一大步，图片来源：AFP
7月，议会通过了新的妇女权益保护法案，增加了对性骚扰、婚内强奸、就业性别歧视等罪行的处罚，并且终止了强奸犯只要与受害人结婚就可以免遭惩罚的规定。10月，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不顾保守派宗教人士的批判声，宣布废除禁止穆斯林女性与非穆斯林通婚的法令。
黎巴嫩女性，图片来源：Gunda-Werner-Institut
继突尼斯之后，约旦和黎巴嫩也在2017年8月废除了“强奸者娶受害人为妻即可免罪”的条款。这条法律在约旦已经执行了五十七年，在黎巴嫩也有七十余年，此次变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9月，约旦最高法院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
本年度最大的亮点要属沙特了。
沙特女性可以驾车，图片来源：AP
9月27日，萨勒曼国王宣布允许女性获得驾照，而沙特是全球唯一一个禁止女性开车的国家。10月初，沙特的电视荧幕上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女歌手。10月底，沙特又宣布原本只对男性开放的体育场将允许女性入场观赛。12月，黎巴嫩歌手希巴·塔瓦基成为了第一个在沙特开演唱会的女歌星。
201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沙特又允许国际象棋的女选手们不穿黑袍和头巾。作为宗教上最保守的阿拉伯国家，这些新政策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2月28日，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伊朗警方宣布将不再逮捕没有佩戴头巾的女性，取而代之的是让她们学习宗教课程。虽然我们尚不清楚此项措施能否在全国实行，但这个微小的变化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官方首次放宽头巾政策，并迅速在国际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伊朗女性，图片来源：AP
在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平权之路道阻且长。
在突尼斯，女性只能继承同等条件男性一半的财产，政府规定的产假（30天）在中东北非地区也是最短。
在约旦，虽然原有的强奸法律已被废除，但遭到强奸的女性依然可能因为“有损家庭荣誉”而被自家人杀害。
在黎巴嫩，童婚依然合法。
在沙特，女性必须经过男性监护人的同意才能结婚、开银行账户、接受手术治疗、出门旅行等，法庭上女证人的证词也只有男证人一半的分量。
《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144个国家中，突尼斯排名仅为第117位，约旦排名第135位，黎巴嫩第137位。海湾国家的状况亦不容乐观，沙特排名第138位，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伊朗分别排名第126、129、130、140位。此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等北非国家分别排名第127、136、134位。叙利亚和也门由于战乱原因垫底，排名第142和144位。
很多人喜欢把一个国家的女权状况与宗教挂钩，但宗教解读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决定性别政策的唯一因素。每个国家的国情现实不同，制定相关政策的考量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将以沙特和伊朗为例，谈谈2017年中东北非性别政策改变的原因。
沙特
2017年10月26日，由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成为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这也许是沙特政府表明其现代化决心的又一举措，却在本国女性网民中引发争议。
机器人“索菲亚”，图片来源：Middle East Eye
有人说，为什么“索非亚”不用在公共场所戴头巾，不需要男性监护人的同意才能出行？也有人说，沙特女性与外国人结婚所生的孩子无法获得沙特公民身份，福利还不如一个机器人。
但正如前文所述，沙特在2017年底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
对于一个保守的社会而言，改变并非易事。早在2012年，当时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就曾表示自己支持妇女权益，但整个社会尚未做好准备，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耐心。此番话里有几分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改革的重重阻碍是显而易见的。
沙特国内外的改革呼声从来都不少，为什么变化偏偏在2017年底这个节骨眼上发生呢？
有人说，这是沙特女权主义者数十年来抗争的结果。笔者认为不然，虽然女权活动家们的努力不应该被忽视，但女性地位提升的根本原因还是沙特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毕竟，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止，只是变革的迫切性在2017年底达到了顶峰。
沙特面临的经济困境主要有两个。首先，油价的持续低迷让沙特更加积极地寻找经济转型的道路。小萨勒曼王储在2017年4月提出的“2030愿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这个愿景的内容之一就是促进本国公民就业，包括女性公民。其次，近三年来沙特一直带领多国联军攻打也门，不仅投入多回报少，而且至今都没有找到退兵之计，战争的巨大消耗让财政状况不堪重负。
由于种种限制女性工作和出行的政策，沙特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在2015年仅为13%。抛开家庭内部的因素不谈，让每家每户都雇佣司机天天接送女性成员上下班，显然是不现实的。
2017年10月24日，在一场名为未来投资倡议的会议上，小萨勒曼声称沙特要“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重返更温和的伊斯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
由此可见，放宽女性工作和出行的规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小萨勒曼，图片来源：The Independent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前国王阿卜杜拉钦定的王位继承人在今年6月被废，现国王的儿子小萨勒曼由副王储晋升为王储。在王室明争暗斗的背景下，小萨勒曼发起的世俗化、现代化措施有助于树立其在年轻人心中的威信。基于沙特目前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王储想要赢得年轻人的喜爱也不足为奇了。
国际关系方面，虽然沙特和美国是多年的盟友，但对于喜欢指责他国人权问题的美国来说，沙特压迫女性的政策始终是个不太舒服的事实。女性驾车禁令解除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称之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再者，近年来沙特和伊朗的博弈日渐激烈，卡塔尔外交危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也门的战争更是极大地损害了沙特的国际形象。为了成为名正言顺的地区领袖，沙特需要一些正能量的新闻，也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得“温和”一点。
因此，从政治层面上看，提升女性地位是百利无一害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性赋权的时效性。
11月初，沙特反腐行动闹得沸沸扬扬，超过五百人以贪污的罪名被逮捕，其中包括多名王子。鲜为人知的是，一些瓦哈比宗教领袖也被捕入狱，却不是因为贪污。
简单说来，此前沙特的权力主要分散为三部分：国王和王储，瓦哈比宗教领袖，以及控制着大量财富和商业运作的王子公主们。
如果说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保守的宗教领袖和某些王室成员，那么此次反腐行动可谓一举多得，既没收了王子们的巨额财产为国有，又铲除了社会变革的绊脚石，更重要的是，三权被削减得只剩下一权。
此时不变，更待何时？
伊朗
2017年12月29日，伊朗警方宣布将不再逮捕公共场合不带头巾的女性，而是给她们提供宗教课程的辅导。德黑兰的警察局长侯赛因·拉希米称，德黑兰有100多家辅导中心，已经为7913名女性提供了课程。
当然，这并不是说伊朗女性从此可以不带头巾出门了，这项规定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都还是未知数。
10月底，就在沙特宣布女性可以进入体育场观赛之后，伊朗也第一次允许女举重运动员出国参赛。
美籍伊朗作家罗亚·哈卡茜认为，伊朗和沙特这一对多年的死对头，最新一轮的斗争就是在女权领域，因为二者都想成为“现代、温和伊斯兰”的代表。这么说未免有些夸张，但伊朗和沙特的改革为什么偏偏在同一时期发生，确实引人遐想。
和沙特一样，伊朗也因为女权问题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既然沙特最近频频爆出改革新闻，力图挽回国际形象，伊朗自然也不甘示弱。
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
一方面，很多伊朗年轻人对严苛的宗教法律并不感冒，而且违规女性人数众多，要对每一个人实行逮捕、审讯、惩罚确实费时费力。
另一方面，鲁哈尼政府早就有放宽性别政策的意向，警方声明应该是一次试探性的风声。
2016年4月，前任德黑兰警察局长侯赛因·萨贾迪·尼亚宣布，将派出7000名便衣警察在首都巡视，专门监管“道德败坏和不按规定带头巾的情况”。同年5月，警方又宣布不带头巾开车的女性会受到严惩，因为“汽车将不再是车主的私人空间”。
鲁哈尼，图片来源：TRT
在2017年5月的选举中，改革派大胜保守派，鲁哈尼连任。但在竞选过程中，一些支持鲁哈尼的社交媒体账号负责人被拘捕，理由是“危害公共道德和发布淫秽信息”。
由此可见，伊朗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连任之后的鲁哈尼在改革措施上也力求谨慎。
但即便如此，新的头巾政策一出台，保守派就借机煽动民众上街游行，要求鲁哈尼政府下台。新年伊始，游行事件持续发酵，这里不做赘述。反观沙特，改革之所以能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派都被提前清理了。
结语：关于头巾的一点思考
2017年，中东北非的女权状况发生了很多改变，重新燃起了人们心中熄灭已久的希望。从沙特废除女性开车禁令，到伊朗放宽头巾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是否即将来临？
有趣的是，伊朗头巾政策的细微变化在中东媒体上并未掀起多少波澜，倒是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被英文媒体影响的中文媒体）大肆报道。在2017年底的反政府游行中，一名摘掉头巾的示威女子更是被誉为此次游行的标志性人物。
头巾也可以很美，图片来源：theMaxiDresses.com
不过，这名女子的出现其实是在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之前。更为讽刺的是，反政府游行的主力军是年轻男性，并没有女性领导游行的迹象。
头巾一直是西方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中文媒体）的迷恋对象，戴上它就是压迫的象征，摘掉就是解放。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在关于中东北非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一些作者极力美化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将革命前后女性的衣着照片做对比，歌颂其强制世俗化的法律。
伊朗两个时代女性穿着比较，图片来源：推特
事实上，强制戴头巾和强制不带头巾并没有本质区别，二者都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巴列维时期的伊朗，由于禁止带头巾的法律，一些保守的伊朗女性只能足不出户，完全丧失了参与公共空间的权利，当时的照片里自然大多是世俗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女性了。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场民众起义，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只不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已。
正如前文所述，中东北非的女权还面临着很多更加严峻的问题，与之相比头巾可能只是件小事。不过，现在已经是2018，我们竟然还在谈论女性应该穿什么和不该穿什么，这真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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